一个黑人美国共产党员的觉醒（1）
渐入罗网、颠覆黑人教会
原文：《肤色、共产主义和常识》，
“Color, Communism and Common Sense” by Manning Johnson
序言
在西方现代文学中，反共人士通常被描绘成偏执狂或恶棍。而另一方面，左翼伪证者和累犯却被描绘成受迫害的羔羊。对于那些曾追随共产主义、后来醒悟并愿意公开站出来以言行来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来说，这多少有一种特别酸楚的感觉。
曼宁·约翰逊（Manning Johnson）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美国最高法院在他的案子中以多数支持的结果决定使用一份共产党的声明。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大法官据此认定曼宁·约翰逊提供了“有污点”的证词！包括《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在内的左翼报纸对此欣喜若狂。当然，事后调查表明曼宁·约翰逊并不是伪证者。对他的裁定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一手造成的。
曼宁·约翰逊故事的开头与许多其他在宗教家庭长大的黑人非常相似。他加入美国“共产党”主要是因为一位圣公会共产主义主教威廉·M·布朗（William Montgomery Brown）的讲道。约翰逊是一个有能力、受过教育的人。他常常对自己的种族和肤色感到沮丧，因此受到共产主义宣传的迷惑。
共产党认为，无论招募什么人来参与它的事业，如果不了解此人那么就会是潜在的威胁。约翰逊所受的是基督教教育，他聪明而且勇敢。
正是基督教成长经历让他有能力识别共产党及其党员们淫秽、违背道德的行为并努力抗争。他的聪明才智使他最终看清了共产主义教义的愚昧，并认识到他应该努力成为一个一流的黑人，而不是一味模仿三流的白人。他的勇气让他愿意当众承认自己的失足并努力赎罪。也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大法官以及那些左翼媒体永远都无法容忍他。
约翰逊的经历让我们清楚的看到共产党是如何利用美国黑人来分裂社会、伤害所有的美国人，无论黑与白。
也许只有火海的淬炼，才能成就一个钢铁般坚强的灵魂。以下是约翰逊先生的自述。
渐入罗网
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十年。我曾是一个敬业的“同志”。 我所有的才能和努力都被热心地用来实现共产主义在美国和全世界的胜利。对我来说，资本主义的终结将标志着一个无尽的富裕、和平、繁荣和全世界同志团结时期的开始。在资本家、他们的政府和他们的支持者被清算之后，所有种族和阶级差异和冲突都将永远结束。俄罗斯霸权下的苏维埃国家世界联盟将解放人类并带领人类走向乌托邦。
我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idealist），从莫斯科列宁学院的一位黑人毕业生那里接受了上面这张理念“清单”。
肤色并不妨碍年轻男女们梦想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和其他黑人一样，我经历并看到了周围许多基于肤色而不是能力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有人告诉我，“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罪魁祸首”，“群众压力”可以迫使其让步，但“这只会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我必须与所有或多或少认为资本主义必须消失的人团结起来并共同努力。
直到我深深地陷入了红色阴谋之中，我才意识到，正义的、表面的冤屈被利用，把理想主义变成了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冷酷无情的武器——这就是它们在黑人中煽动共产主义的所有努力的目的。
事实上，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盲目地相信这是通向“新的、更好的、更优越的”世界社会体系的道路。十年后，我的理想彻底幻灭因而放弃了共产主义。那些年在“外面的黑暗”中的经历就像一场可怕的噩梦。我看到了共产主义赤裸裸的残忍、无情以及对基督徒信仰和热情的彻底蔑视。而且在我拥抱共产主义的那些年里，我还看到了对人类生命价值的蔑视，对人尊严的完全不尊重，对信任的背叛，秘密警察般的恐怖和刺客的血腥之手。
我是被美国黑人劳工大会（American Negro Labor Congress）引诱加入红色运动的。这是共产党为了陷害天真、粗心、毫无戒备和理想主义的黑人而设立的众多“阵线组织”之一。利用如此蛊惑人心、吸引人的统一阵线作为诱饵，是共产党最重要的“蛇之”（Serpentine，路西法之蛇）手段。
经过两年的培训，比如组织街头示威、煽动暴民暴力活动、与警察对抗以及在政治上“扔砖头后躲起来”的实践训练之后，在我的上级看来，我已经准备好进入一所顶级的共产主义学校了。
在纽约市的一所面向全国范围的秘密培训学校里，我接受了红色政治斗争理论和实践的广泛而强化的课程。结果，我被美国共产党政治局任命为纽约州布法罗地区（Buffalo）的组织总干事。该地区是美国重要的工业区之一。正是在地区组织者的岗位上，我学会了使用暗号、“邮递情报”（mail drops）、组织秘密会议、“摆脱警察注意”（shake police shadows）等地下活动。 与此同时，我开始了解共产主义破坏和间谍活动的本质。
我的热情、理论和实践的训练，再加上忠诚和牺牲精神，使我从一个新手变成了一个敬业的职业红色革命家。因此，我迅速晋升到全国委员会，这是美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作为一名黑人高级共产党员，我被任命为全国黑人委员会委员。这是美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重要小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根据莫斯科的直接命令而成立的，旨在促进对黑人的颠覆。在这个委员会中，我开始意识到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们正在有计划的利用美国黑人作为政治骗子。在“斗争中黑人和白人团结起来”的幌子下，几位高级白人共产主义者，如詹姆斯·S·艾伦（James S. Allen）、伊丽莎白·劳森（Elizabeth Lawson）、罗伯特·“鲍勃”·米诺（Robert “Bob” Minor）和乔治·B·查尼（George Blake Charney）等人被任命为全国黑人委员会委员。这些白人共产主义者比委员会名义上的黑人领导人拥有更多权力。简而言之，他们就像白人监工。每个黑人委员都知道这些白人监督者构成了克里姆林宫的眼睛、耳朵和声音。此外，这些白人监督者是克里姆林宫维持等级专制控制的最可靠的功能保证。确保指挥美国黑人红色阴谋的黑人领袖都屈服于他们。
事实上，国家黑人委员会中的白人团体拥有完全控制权。他们在委员会会议之前与一两名黑人高层进行协商，让他们觉得自己实际上正在参与政策制定，以此来奉承一两名黑人高层。然后，这两名黑人被指派与委员会中的其他黑人联络。白人成员会检查以确保他们这样做了。而黑人成员在会议上的言论会被用来决定他的去留。通常，被击垮而出局的黑人会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petty bourgeois nationalism），也就是把黑人的利益置于共产党的利益之上。
在这方面，我还观察到白人女共产党员被用作政治妓女，与高层黑人共产党员同居以监视他们。通过这种亲密关系，这些白人女共产党员能够获取有关家庭背景、收入来源、婚姻危机、逮捕、定罪、对共产主义政策和共产主义领导的看法等信息。这些信息对于红色统治集团与黑人傀儡的关系来说是无价的。在高级红色圈子里，这被称为“卧室政治”。
白人女共产党员还被用来操纵高级黑人共产党员进行妥协。她们掌握了一些能够让这些黑人领袖身败名裂的丑闻。 通过这种方式，如果这些黑人想要离开共产主义运动，就会遭受永久勒索。此外，如果叛逃者决定对抗红色阴谋，这些信息会被用来摧毁他的可信度。
我获得的最高职位是美国共产党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小机构，由克里姆林宫高层精心挑选。每个委员的入选完全取决于苏联共产党那些反动、贪婪的掠夺者的批准。这才是美国整个红色阴谋的真正统治机构。候补委员被邀请旁听审议，有发言权，但无投票权。通常，克里姆林宫的一名代表会参加政治局的所有会议和审议。当格哈德·艾斯勒（Gerhard Eisler，别名爱德华兹、布朗、汉斯·伯杰等）担任克里姆林宫代表时，我参加了此类会议。艾斯勒后来被判犯有护照欺诈罪，保释之后乘坐波兰共产政权的客轮“巴托里”（Batory）号逃离了美国。
为美国红色运动指派政委不仅限于美国，也是克里姆林宫针对“铁幕”之外所有国家的共产党的既定政策。艾斯勒等克里姆林宫特工对领导层中的白人和黑人行使着令人敬畏的权力。当艾斯勒说话时，人们可以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每位领导人全神贯注地坐着，生怕漏掉艾斯勒所说的任何一个字，仿佛这是来自“至圣所”（Holy of Holies）的声明。他多次表达了克里姆林宫的严重不满，因为美国共产党未能利用广泛的“人民阵线运动”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青年组织、宗教组织、兄弟会等参与团体中建立“进步团体”。他说，这些“进步团体是领导人做出的决定落实到党员身上并坚定执行的唯一保证”。
值得注意的是，艾斯勒强调，“人民阵线”（people’s front）或“民主阵线”（democratic front）“只是一种策略”，是为坚定共产党领导和控制群众奠定基础。而且，非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被卷入与共产党人的联合运动“只是为了促进渗透，促进对那些团体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渗透”。毕竟，这是一场领导权之争，以确定“谁将领导群众，是共产党人还是黑人改良主义者”。由共产主义者、同路人（fellow-travelers）、同情者（sympathizers）、自由主义者（liberals）等组成的“进步团体”（progressive groups）构成了共产党当前胜利希望的载体。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黑人知识分子、黑人牧师、黑人小资产阶级、黑人改良主义者和白人社会自由主义、慈善和人道主义支持者的犹豫不决、不确定和不值得信任的特点。根据经验，他们被指责“只要事情变得艰难，就疯狂地从一个阵营（共产主义）跑到另一个阵营（资本主义）”。 所以要记住，今天共产党人团结、支持他们，“明天可能要骂他们，后天可能要绞死他们”。
因此，作为美国共产主义阴谋最高层的参与者，我看到了剥去一切虚幻宣传和理想主义幌子的红权政治和政治战争的冷酷、算计和残忍。
颠覆黑人教会
制造怀疑、削弱信心、营造猜忌；制造种族仇恨、暴力和冲突的局面；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导致种族关系恶化；攻击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如白人反动派、法西斯分子、三K党和黑人中的汤姆叔叔（指黑人中赞同白人价值观者）等。这些手段构成了共产党的运作模式。
幸运的是，绝大多数黑人——共产党人及其同类妄图代表他们发言——并没有被红色花言巧语所迷惑。他们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但是许多听命于共产党的黑人知识分子却总是糊里糊涂。共产党人一向把黑人知识分子视为“浅薄”、“肤浅”、“空谈”、“无能”，“咽不下一点面包屑却想吞下一整条面包”。这种态度让黑人知识分子的亲共行为显得更加悲惨和可笑。
直到 1934-35 年间莫斯科下达命令，要通过欺骗性的奉承和阿谀来赢得黑人知识分子的支持后，红色人士对他们的态度才发生了变化。克里姆林宫认为，这些“肤浅的骗子”可以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有大量的黑人牧师都在为共产党服务。他们有些很杰出、很有影响力，其他的则是“普通人”。他们共同认为，敲响种族鼓号是获得显赫地位、金钱以及实现个人野心的捷径，即使这样会把黑人群众置入疯狂的权力斗争中流血、成为牺牲品。
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The Daily Worker）的专栏作家阿布纳·W·贝里（Abner W. Berry）曾经称赞这些黑人牧师履行了他们的“历史性角色”（historic role），也就是把黑人交给共产党。但是 1934 年之前他可没这么夸过。毫无疑问这完全是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的。
美共关于黑人问题的决议指出：
“在黑人工作中，应特别注意代表美帝国主义行事的教会和传教士所发挥的作用。党必须在黑人群众中开展持续不断的、精心设计的运动，主要是反对那些为黑人种族压迫者作代理人的传教士和牧师。”
当时莫斯科的所有指示都在命令红色人士：
“打击教会的影响”，因为教会“为黑人工农在人世所遭受的苦难提供天上的补偿，迷惑了黑人工农的思想，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无助的牺牲品。”
同样，对黑人“空中飞行员”（sky pilots，共产党对神职人员蔑视的称呼）的公开谴责也会根据莫斯科的命令而停止，因为笃信宗教的黑人群众不喜欢他们的神父被共产党攻击，这些人可是要被当作权力斗争牺牲品的，要“团结”他们。对宗教的正面攻击导致了黑人远离共产主义。 因此，必须运用欺骗手段。甜蜜的话语取代了严厉的话语；微笑取代了嘲讽；天鹅绒手套遮住了铁拳；谦卑取代了傲慢；合作取代了敌意。当“需要建立共同阵线反对白人压迫者”的时候，过去所有令人厌恶和邪恶的攻击都要被遗忘。魔鬼会忍着恶心变成天使。
新路线的应用使共产党人进入了一个在渗透和破坏黑人教会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时代。
白人牧师充当红色思想的“传教士”，以种族问题为诱饵，帮助培养黑人牧师围绕共产党中央组织工作。通过礼物贿赂、付费演讲、在集会上组织鼓掌欢呼来进行奉承、在红色意识形态的媒体上为其宣传造势。这些都不算什么，共产党人最常用的还是性贿赂和与之伴随的政治勒索。
当所有这一切在高层进行的时候，“同志们”正默默的在教堂里面建造牢房，“以确保高层做出的决定能够下达到会众”。
时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布劳德（Earl Browder）和莫斯科代表格哈德·艾斯勒（Gerhard Eisler，假名为爱德华兹）在美共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报告清楚地表明了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布劳德、爱德华兹和福特同志谈到了改变我们黑人工作方针的必要性……如何将我们自己与有组织的群众联系起来……在美国，有……黑人人口……1000 万是教会成员。如何渗透这些组织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
大部分黑人教会成员都在南方。他们以《圣经》为生活基础。任何反对《圣经》的人都是魔鬼。没有中间地带。当“红毯包装者”（red-carpetbagger，在与当地没有联系的地区参选的政治候选人）触及黑人宗教时，他们发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避开了这个痛处以诱惑目标对象。党的命令是先让他们参与到运动中去，然后再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开展工作。任何其它做法都是本末倒置。
新的台词是这样的：耶稣，作为一名木匠，是一个像共产党人一样的工人。他反对当时的“货币兑换商”、“资本家”和“剥削者”。这就是他将他们赶出圣殿的原因。共产党人是现代反对资本家或货币兑换商的战士。如果耶稣活在今天，他就会像那些为老百姓行善的共产党人一样受到迫害。
当时，警觉的执法人员使共产党人的公开工作变得极其困难和危险。因此，他们大量利用在世界其它地区从事非法工作的同志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在南方进行风险最小的活动。在他们使用的所有方法中，教会被普遍认为是“非法工作的最佳掩护”。
美国著名共产党员吉尔伯特·格林（Gilbert Green）曾发表如下言论：
“例如在南方我们有 300 多名成员。他们也是教会青年组织的成员，尤其是浸信会青年联盟（Baptist Young People's Union）。在这个地区（阿拉巴马州）……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教会青年组织中建立……许多单位。为什么？因为在南方，特别是对于黑人青年来说，教会是文化和社会活动的中心。我们必须在这里工作。通过在教会组织中建立我们的单位，我们还可以改善严酷的工作条件，因为在教会组织中工作更容易。在阿拉巴马州，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接管青年教会组织。在我们的领导下，这些可以成为我们在南方工作的合法掩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