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基督与教会之战（12）
国际主义者、虚无主义者、黑手……
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实质
共济会中有很多人——即使是意大利和法国最“高级”的共济会——并不真正希望看到这些无政府主义理念占主导地位。例如，那些拥护伏尔泰理论并利用光明会组织来实现其政治诉求的人，只看到了为自己获得荣誉、权力和财富的一种手段。除了通过共济会之外，他们永远无法获得这些荣誉、权力和财富。但一旦获得了他们所贪图的东西，他们就不再愿意继续前进了。
镇压了巴黎公社的法国共和政治家梯也尔（Thiers）曾大声疾呼：“先生们，我们想要一个共和国，但要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国。” （Nous voulons, Messieurs, la republique, mais la republique conservatrice.）。他们所渴望拥有的共和国给了他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享乐荣耀，但是，必须以牺牲以前的执政者为代价。他们还希望摧毁违背了他们腐败欲望的宗教。宗教的道德底线要远远高于共济会建立的新社会。共和国建立了，社会道德败坏了，这些上位者也绝对不愿意再次回到群众中去。
以意大利为例，共济会作为一个隐形阶层已经掌握统治权超过 25 年了。他们通过对数百万被称为“受压迫的奴隶”的百姓表达最强烈的同情而登上权力巅峰。他们大声疾呼，这些“奴隶”（城乡中的大部分普通意大利人）只是被当作最次等的纳税机器，是政治暴君的受骗者和苦役。维克托·以马内利（Victor Emmanuel）就曾宣称，他听到了数百万受压迫的、未获重生的、“被奴役的意大利人”向他发出了呼声，要他“将他们从政治暴君手中解放出来”。于是他和共济会及烧炭党的成员一起将本国的旧贵族赶下了王座，夺取了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最高统治权。
但是，这些受压迫者是否因此获得了革命的果实呢？
教会的全部财产都被没收了，但人民的税收负担一点也没有减轻，还差的远呢！只有曾经饥肠辘辘的共济会成员，主要是皮埃蒙特（Piedmont）的分会成员获得了教会的土地和收入。它剥夺了许多从古代就传承下来的天主教业主的财产，纳入共济会囊中。但是，这对广大农民和工人，也就是 2600 万意大利人中的 2400 万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25 年的共济会革命统治，让“解放者”们赚的盆满钵满。他们获得了自己向意大利人民承诺过的一切利益。而“被解放者”们的命运甚至还不如革命之前。反正是不如天主教统治时期。革命者们曾说人民被“贵族的皮鞭抽打”。那么现在呢，萨伏伊（Savoy）分会富得流油的兄弟们就不用鞭子了，他们会用蝎子折磨人民。
为了将权力牢牢掌握在无神论者手中，他们需要一支比以前强大十倍、花费也多十倍的军队，而这支军队还要强迫被“解放”的人民举双手支持。共济会把持的政权已经建立了一支毫无价值但极其昂贵的海军，费用都由“获得自由的人民”交税来维持。这些“重获新生和解放”的可怜人必须为舰队补充兵源，为陆军和海军的普通士兵提供补给，还必须让自己的儿子在一生中最有用的时期为共济会“统一意大利”而“服务”。但陆军和海军数量众多的官员，都是共济会成员或共济会成员的儿子，则靠人民的税收支持。他们对国家的发展完全没有用，只是依靠稀缺的资源过着相对奢侈的生活。（编者注：这与今天中共国的普通老百姓和官二代、红二代的生活差距何其相似！）
与陆军和海军一样，政府文职部门的“经费”也不断膨胀，与人民的需求完全不成比例。这里充满了共济会成员，简直就是共济会的天堂。在那里，曾与加富尔（Cavour）勾结或在加里波第（Garibaldi）手下作战的“皮埃蒙特（Piedmontese）爱国者”们享受着“有尊严的闲暇时光”（otium cum dignitate），任何时候都可以合法占有贫穷人民的辛苦收入。到了这个时候，解放者的“再生”政权制造出了基督教农民亘古未有过的不幸和悲惨，比爱尔兰的农民还要悲惨。
总的来说，意大利共济会所造成的“解放”的后果是这样的：他们大声疾呼建立代议制民主政体。这是他们所有革命都在使用的借口。这些革命并没有获得占意大利总人口 87% 的普通民众的认可。被民主强行代表的意大利人民在所谓的获得了解放 25 年之后仍然没有获得承诺中的选举权。
共济会一直强调他们代表广大穷人的利益，说这些穷人在过去王公贵族的统治下命运是悲惨的。然而在共济会的“努力”下穷人的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的更加糟糕。共济会掀起的革命给意大利的每一个小镇都带来了让人更加难以忍受的苛捐杂税——比以前增加了 4-10 倍。这些税费大多是为了给共济会高层人士的奢侈生活买单，也给其普通会员提供舒适的生活。为了这一目的，意大利开启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最严苛、最能摧毁国家体系的税收制度。共济会没收教堂物业、土地之后，农民的租金就会立刻提高。土地税导致各地租金上涨，普罗大众作为租客不得不承担它们。当农民带着辛勤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去往城市贩卖时，这些产品还要再次被课税。在农民家里，他们养的家禽家畜、他们微薄的收入，甚至多加了一个壁炉、一个窗灯都会被征收难以负担的税收。
结果就是，自从意大利“统一”以来，很少有意大利农民能够喝得起他们自己生产的葡萄酒，吃得起他们自己种植的小麦。曾经普遍吃的起的肉类现在成了难得一见的奢侈品。他们几乎尝不到牛奶或黄油的味道。农民的食物往往不足 ，只好吃廉价的披萨饼，喝白开水。如果能喝到一点维纳乔酒（vinaccio，一种用制造葡萄酒的残留物制作的廉价酒）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农民的孩子们过着无知的生活，无法上学，衣衫褴褛的打着小工。
意大利，曾经在托斯卡纳大公（The Grand Duke of Tuscany）明智政策督导下妥善安置了成千上万的农工（peasants）。他们的生活不输那些拥有自己土地的独立农民（independent farmers）。然而现在沉重的税负让农工阶层消失了，他们的少量财产被强制出售以缴税。当然，这些财产不出意外的落入了投机者（通常是共济会）手中。共济会成员一旦成为地主，就展示出与爱尔兰兄弟不相上下的贪婪特性。
在革命之前的欧洲教会国家，并不像现在书中所说的那样黑暗。基督教牧师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从而建立了谨慎和悲悯的法律体系。农民吃自己的面包，喝自己的酒，穿着得体甚至衣着靓丽。这一点往来旅行的欧洲人都有共识。在皮埃蒙特共济会“解放”之前，每个家庭都能有些积蓄，通常用来给老人养老、给年轻人求学。而在共济会统治了大约 15 年之后，这些人却面临着赤贫和饥饿。
教会的巨额收入消失了，没人知道去了哪里。人民并没有从国家的统一中获得什么利益。相反，人们如果陷入贫困连去修道院讨要免费面包的念想也没有了。这在皇权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事。宗教人士被剥夺了财产并受到严厉镇压，没有多余的食物周济穷人了。宗教阶层正在快速消失。人们确实体会到了共济会要消灭宗教的承诺。但这种承诺并未带来进步，只有欺骗和诱惑所带来的一堆破灭的希望和对世界的毁灭企图。
法国和其它欧洲大陆国家的共济会为了实现伏尔泰和维索普的无神论梦想而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这些努力和意大利共济会对社会的破坏相比显得单薄了些。可是在法国有一股潜藏着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在共济会的背后涌动，也许会在时机成熟时将共济会从舞台上轰下去。这一点意大利的共济会成员都知道，法国的掌权者也感受到了。
这些人无法阻挡来自共济会内部最深处的这股洪流。任何逆流而行的意图都会招来祸事。看看前面的例子就知道了。教派首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拒绝或害怕执行前进的命令或实现革命的目标，结果呢？它在马志尼时代清除了努比乌斯。它还堂而皇之的“移走”了甘必大（Léon Gambetta）。它经常对着拿破仑三世的要害指指点点，但目的只是恐吓他尽心尽力的为烧炭党办事。共济会渐渐走向衰败，拿破仑也在意大利战争的泥淖中走向灭亡。
正是这股无形的力量，这种隐秘、狂热、不眠不休的指导方针把共济会与当时欧洲各地兴起的各种无政府主义政党团结在了一起。在 18 世纪中期，无数的王公贵族加入了共济会，但到了末期的时候就被自己的兄弟清洗了。到了 19 世纪，它把目光瞄向了小资产阶级（Bourgeoisie）。这群人竟然对光明会的理念怀有更大的热情，这很不可思议。要知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资产阶级绝不会接受无神论和任何“共产”理论。在“黑色”共济会和“光明”共济会渗入工人阶层的初期，他们视资产阶级为特殊的敌人。而现在，社会主义者却呼吁资产阶级本着兄弟情谊的平等原则去践行“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他们的真正意图是让资产阶级与工人分享财产，实现共济会倡导的极乐世界——公社。这无异于死亡。
我其实多少有点佩服共济会的手段。他们每次针对君主、私有财产和社会秩序的暴烈运动总是能找到一个来自要摧毁阶层的人作为运动领袖，要么是君主要么是贵族。18 世纪时平等派（Eaglite）领导了颠覆法国王室的运动。它得到了布伦瑞克公爵（Duke of Brunswick）、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和约瑟夫二世（Joseph II）的协助。19 世纪，我们看到它被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和维克多·以马内利（Victor Emmanuel）等人举在头顶。努比乌斯和帕默斯顿都获得了保守党贵族领袖的加持。
国际主义者的崛起
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它又以比以往更糟糕的形式出现了——得到了一位俄国亲王的支持。他拥有高贵的血统，是当时世界上也许最富有、最排外的贵族代表。我们发现，在所有此类撒旦诱惑的案例中，“强权领袖”地位的承诺是共济会主打的一张王牌。还记得“小老虎”关于要诱惑王子的主张吗？
这些新的无政府主义社团并不是随意的协作，而是组织的相当巧妙。比如说在“国际社”（International）中就存在三个层级，或者说不同的社团，分为领导和从属组织。首先是“国际兄弟会”（International Brethren）。这些人不承认国家，只知道革命；他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反动派（Reaction）。他们拒绝一切调和或妥协，一旦任何运动不再直接或间接的以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为奋斗目标，就会被他们视为反动运动。他们不接受外部指引，任何内部矛盾都经由法律之内或之外的方式内部解决。一个成员如果无法被领袖们认为对革命纲领足够坚定、忠诚，且足够具有执行任务的智慧和精力，那么他就会受到最严格的监视。任何泄露机密等可能损害革命事业的轻率行为都会导致死刑处罚。未经本地委员会的许可，组织成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加入其它社团，也不得接受任何政府任命。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成员必须向组织袒露任何可能有助于“国际革命”事业的机密。
第二层级或第二类国际社是“民族兄弟会”（National Brethren）。他们是当地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不知道甚至不被允许知道国际兄弟会的存在，但却时刻受到这些人的直接或间接领导。第二层级社团构成了革命和起义的主力，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他人摆布。以上这两个层级都是严格按照维索普光明会的路线方针组建的。
第三层级社团则是与各种形式的工人团体妥协之后的产物。它们和前两个层级混合在一起，首要目标是为革命谋取利益。前面提到的因轻率泄密或背叛组织而被处死的案例在所有层级的社团中均很常见。
人们现在只知道“黑手党”是意大利人的有组织犯罪家族。但是“黑手社”（Black Hand）却是由光明会在 18 世纪后半叶组建的革命组织。黑手社和虚无主义者（Nihilists）是国际主义革命者在欧洲大陆进行暴力阴谋的主要力量。他们大都由国际兄弟会在暗中操控，主要在政治层面策划暗杀、煽动底层向政府施压，以及在国家层面实施恐吓。背后的领导层根本不在乎冲在前面的炮灰会面对怎样的命运。其中详细的情况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写一些专题文章来披露。
毫无疑问，黑手和虚无主义者的实际控制者就是自维索普时代以来隐藏在秘密社团中的黑暗力量。就像伊斯兰教允许刺客聚集在“山中老人”手下通过恐吓基督教敌人来帮助传播伊斯兰信仰一样，只要时机成熟，阿塔文迪的领袖就会肆无忌惮的雇佣刺客。他们以为只要让这些具有反人类性格的杀手开心就能控制他们。可是早在努比乌斯时代就已经证明了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即使这样，鼓励暗杀仍然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从未缺席的调味料，从维索普时代就开始了。在 19 世纪欧洲波诡云谲的历史画卷中，它被用来对抗权力，比如教皇或者意大利贵族。强者如大英帝国则乐于看到暗杀所带来的成果，然后一根筋的相信这种事终会结束。然而不久之后，阿塔文迪的黑手就伸向了英国贵族，然后是俄国宫廷以及西班牙的君主政体。甚至爱尔兰的芬尼亚党人（Fenians）中也有极端分子受影响而组成了“无敌军”（Invincibles）。它隶属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暴力组织爱尔兰共和军（IRA）。
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者和黑手都源自于意大利烧炭党的黑暗核心。他们已经在爱尔兰恐怖活动的培养和熏陶下准备好了炸药、左轮手枪和匕首，打算不顾一切后果摧毁欧洲大陆东边那个仅存的保守主义庞然大物——沙俄帝国。
虚无主义者使用炸药等暴力手段具体是在巴黎接受的专业培训。他们不仅在这里获得了暗杀技能，而且还在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在这里寻求庇护。英国方面很少对此作出评论。即使新闻界有零星的良心报导，也很快被刻意压制，无法在社会上引起足够的批评，反而有时还会有幸灾乐祸之声。法国参议院中共济会的知识分子派系本着小骂大帮忙的原则，实际上在为虚无主义者开脱。俄罗斯仍然在本着宽容和道义的原则纵容使用炸弹的恐怖分子们。它即将走向血海深渊。
问题在于，当时的欧洲强国都没有把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和热爱暴力的恶棍视为反人类的敌人。那么，完全被共济会控制的巴黎大都会就会为他们提供庇护。法国的司法机构充其量只是把他们送进监狱，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就像以前意大利所做的。各国政府没有意识到，欧洲的救赎取决于是否能把共济会等各种秘密社团连根拔起。如果不彻底熄灭光明会的“光明”阴谋，那么欧洲仅剩的基督教国家联盟将遭受灭顶之灾。
圣经中说过：上帝使万国得以治愈（Deus fecit nations sanabiles）。欧洲列国得以治愈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回归基督教的纯真社会秩序，根除无神论及其相关的社会主义学说，将它们视为对神之威严、国家福祉和个人幸福的犯罪；严格禁止传播撒旦信仰的秘密社团；坚持对儿童的宗教信仰教育，让他们体会到神爱世人的智慧。
人们总是认为爱尔兰人反对大英帝国的方式只有暴力恐怖活动，其实不然。爱尔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只会用炸药来发泄不满。国际革命运动首先在不列颠教育体系中植入了无神论的基础，这才让英伦诸岛的人民无知的接受了暴力思潮，以为这是摧毁秩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最佳方法。社会主义的黑暗领袖既强大睿智也颇为坚定。它仇恨爱尔兰人民对天主教的忠贞信仰。但它狡猾的利用了美国爱尔兰裔的不满情绪，通过爱尔兰人把恐怖活动的技能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因素，影响了 19 世纪后半叶遍布英国、俄罗斯和全世界的暴力革命运动。
站在 21 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回望过去，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对整个西方自由世界的毁灭性打击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注定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只有一个，就是回归对神的信仰。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之所以回顾历史，就是要吸取前人面对共产主义恶魔时所犯下的血淋淋的错误。
（未完待续……英国共济会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