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的故事（18）
再谈背叛中国和朝鲜
在麦卡锡调查中最让美国人迷惑的是，单凭一个 I.P.R. 就能造成这么大伤害吗？当然，其中还有很多暗流涌动。但不管怎么样，至少他们在台面上确实做到了。
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必须抓住罗斯福的心，告诉他说：“斯大林只是一个想拯救国家的老式民主党人。”另一方面，后期抓住杜鲁门的心，让他向左偏。然后直到波茨坦会议损害造成。
当然，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要记住一点，任何一场战争，哪怕规模再小，都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工程。更何况那是一场世界级的战争。每一个区域的每一场战役的复杂程度都能让人类最优秀、最智慧的大脑不堪重负。政府规划、军队动员、物资运输、政治角力、盟友关系等等。参与战争的绝对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二战期间，对美国来说最捉摸不透的地方就是中国。虽然列强利益云集在那里，但美国人实际上对中国知之甚少，之前也不怎么感兴趣。就在这种情况下，太平洋关系研究院的男女作家们才能如鱼得水般的进入这个真空领域并成为“专家”。然后凭借这个头衔进入国务院，左右白宫的国防政策。
他们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许多来自传统而富裕的右翼家庭。
在国务院，精英大脑们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几乎世界上每个角落都困扰着他们。所以对于阴谋者来说，只要找到正确的缺口，打开它，就登上了制高点。国务院的这个缺口叫做——远东司。
这些人所要做的就是进入该部门并进入国务院驻中国的机构。 填补很多空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逐渐将忠诚爱国的美国人赶了出去。
在做出最终决定的关键时刻，他们让国务院陷入困境。
约翰·C·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是远东司负责人，在调查中因安全风险而被停职。（杜勒斯后来推翻了对他的安全指控，但以文森特行为不当为由让他退休了。）亲共产党的朱利安·弗里德曼（Julian Friedman）是研究司的负责人。还有其他一些职位较低的人。国务院里的真正主谋是政治事务办公室阿尔杰·希斯。然后，白宫远东事务联络员是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
以上这些人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是亲共产主义者。而且都是 I.P.R. 的成员。
事实证明，广大民众的思想很容易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塑造和控制。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I.P.R. 是如何通过出版书籍、在顶尖媒体上发表文章和书评来向公众灌输共产思想和带有偏见的中国观点的。
当然，这一切要花费大量金钱。金主是谁？
洛克菲勒机构旗下的劳拉·斯佩尔曼基金会（Laura Spelman Foundation）为 I.P.R. 捐赠了 165,000 美元。洛克菲勒基金会本身捐赠了 1,721,546 美元。卡内基基金会捐赠了 724,000 美元。也就是说，他们总共提供了大约 2,600,000 美元。
人们普遍愿意原谅上述这些基金会，因为就其董事会整体而言，都对研究院的业务一无所知，主要依赖职业经理人打理。
但是往深层次思考一下，肯定有哪里不太对。这些基金会作为教育和慈善机构都享受联邦免税制度。给这些资助共产主义颠覆事业的组织提供免税的美国政府情何以堪？还是说，水其实比我们看到的要深得多。
I.P.R. 的成员经常以美国国务院专员或特派员的身份出现在中国。顶着大使馆和蒋介石顾问的身份到处宣扬他们的共产主义理念。
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将军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秘密特使被派往中国的。其任务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在罗斯福去世后，他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说，他的秘密使命已经曝光了。
他说：我“……没有得到国务院在华专业人员的支持。专业的外交人员站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割据和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一边。他们的政策是让中国保持内部分裂。美国外交官们不断劝告共产党人，我阻止国民政府垮台的努力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这些专业人士公开建议，共产党武装力量在获得政府控制权之前不要将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统一起来。”
赫尔利随后点名要求撤换这些专业人员。其中包括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小乔治·艾奇逊（George Acheson, Jr.）、时任领事后来转为二等秘书的约翰·P·戴维斯（John P. Davies）、秘书富尔顿·弗里曼（Fulton Freeman）和阿瑟·林沃特（Arthur Ringwalt）、武官约翰·S·瑟维斯（John Stewart Service）、雷蒙德·P·卢登（Raymond P. Ludden）、亨格福德·B·霍华德（Hungerford B. Howard）以及菲利普·D·斯普罗斯（Philip D. Sprouse）。
结果他们回到华盛顿后，其中一些人成为了赫尔利的上司，其他人也获得了晋升。
亲共的美国记者蜂拥进入中国，回国后在主要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赞扬共产党。 亨利·华莱士是其中最为可悲的一个“有用的白痴”。精明的欧文·拉铁摩尔和约翰·C·文森特担任他的顾问，其实就是把他拿捏的死死的。
最后他写道：“光荣红军的伟大胜利，为自由世界的历史性争端写下了辉煌的新篇章。”华莱士向蒋介绍了“美国共产党人的爱国态度”，并对拉铁摩尔给自己的洗脑表示非常满意。
很多证据表明，国务院当时也密谋在日本发动一场类似于中国的革命。《纽约时报》1945 年 9 月 20 日报道，艾奇逊国务卿公布了一项“在日本进行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决定”，并坚称该决定肯定会得到执行。远东司司长约翰·C·文森特则斥责了麦克阿瑟将军，指控他反对苏联，无视国务院利用日本“与苏联建立友谊桥梁”的指示。
中共骗取中国政权的故事太过复杂，就不在这里探讨了。其中有一个直接原因是乔治·马歇尔将军在日本投降后立即要求蒋介石将红军纳入他的政府。蒋拒绝后，马歇尔将军切断了蒋介石的所有武器和物资。
是什么导致了马歇尔做出如此决定？
传统历史认为，马歇尔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在政治上他就像个孩子一样天真。所以他被利用了。 然而马歇尔本人对此却感到骄傲，他宣称，当蒋介石拒绝屈服于共产党的要求时，他大笔一挥就解除了蒋介石政府 39 个师的武装。
在放弃中国之后，I.P.R. 马不停蹄的开始将朝鲜交给苏联。这比出卖中国更简单。
日本投降后，苏联占领北朝鲜，美军进驻南朝鲜。斯大林立即要求在北朝鲜组建苏维埃政府，并建立了一支 15 万人全副武装的朝鲜共产党军队。而在南朝鲜，美国准备协助建立一个共和国，但却没有协助组建军队，只组建了一支约 15,000 人装备轻型武器的宪兵部队。
随后，1947 年，阿尔伯特·韦德迈耶（Albert Wedemeyer）将军在一份官方报告（该报告直到几年后才被解密）中说，在朝鲜的“美国和苏联的军队大致相等”——各不到 50,000 人。但他警告说，苏军训练并武装了一支 125,000 人的朝鲜军队，而美国只训练了一支 16,000 人的韩国警察部队。然后他预测，苏联可能会撤出红军，并要求美国也撤军。然后，北朝鲜将凭借绝对武力优势入侵南韩。
因此，他敦促组建一支强大的韩国军队。
在美国民间，早在 1946 年 8 月 31 日，亨利·J·诺布尔（Henry J. Noble）就在《周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发出了类似的警告。韩国遭受袭击后，莱曼·L·莱姆尼策（Lyman L. Lemnitzer）将军作证说，到 1950 年 6 月袭击发生时，除了价值几美元的打包线外，美国没有任何军事物资被送到韩国。
随着联合国向两国发出撤军命令，苏联和美国发出了撤军的信号。欧文·拉铁摩尔早些时候曾敦促国务院“向韩国提供1.5亿美元的临别赠款”。然后“让韩国陷落，但不要让它看起来像是我们推动的”。
今天，许多诚实的爱国者都认为，对中国和朝鲜的背叛是美国历史上最不道德、也许是最黑暗的历史。通过对于美国人来说完全陌生的方法（舆论宣传和政策渗透），大约六到七十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由富裕的美国商人和基金会资助的组织，并主导了一场阴谋。
这场阴谋的结果扭转了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军事胜利，让苏联和中共最终收获很多。
本来日本和南韩也有可能陷落，但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的坚持让阴谋者感到沮丧。
在朝鲜，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计划几乎成功。
在美国，舆论战和渗透战的领导者是拉铁摩尔、爱德华·C·卡特和弗雷德里克·V·菲尔德。而最后阶段的主导者是拉铁摩尔。
如果总结一下，拉铁摩尔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是，他在追寻一种那时刚开始流行的哲学。这种哲学认为——爱国主义不再是一种美德，而是某种社会罪恶。人必须爱的不是他的国家，而是世界。像拉铁摩尔这样的人在对人类事件做出决定时，选择将自己从过去那些人类传统中解放出来。I.P.R. 的成员们都认为自己是地球人，为建立世界政府而努力。
但这其实仍然说不通。当他们说自己爱地球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爱苏联、爱共产党、爱斯大林和毛泽东。也许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哲学，可以将世界团结在人道、美好和丰富的兄弟情谊中。
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的侩子手，把自己祖国的土地浸泡在人民的鲜血中。他们虐杀自己的同志、让相信了共产主义承诺的工人和农民因饥饿和流放而死去。这恐怕不是人类的终极梦想，而只是一小撮人梦寐以求的“世界政府”和“新世界秩序”。
当拉铁摩尔们说，为了实现理想而牺牲是值得的。他们根本没有想要自我牺牲。他们牺牲的是许多国家善良的民众。他们正如大多数共产主义者一样，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为人类犯下的最龌龊的罪行涂脂抹粉。
但说到根本，拉铁摩尔和伙伴们在这次叛国罪行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回报。说什么理想大义，都是狗屁。
（全文完，做完翻译和整理之后，我一度限于沮丧和消沉之中。半个世纪前已经有睿智的保守派学者曝光了“新世界秩序”的阴谋，然而直到今天，大多数人还生活在岁月静好的梦幻泡影之中。人类将何去何从？要怎样重建已彻底崩塌的信仰和道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