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出生在波兰华沙一个贵族家庭，从小跟随外交官父亲在德国见证了纳粹的崛起，在苏联见证了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运动，也见证了犹太人在欧洲的悲惨命运。这样一个被外界认为是“坚决反共”的人后来成为美国自由派民主党人，这本身就不是很正常。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被主流历史界掩盖了？
据说三边委员会是布热津斯基的主意，至少公众是这样听说的。他曾经向大卫·洛克菲勒寻求帮助以创建该组织。而有迹象表明，布热津斯基甚至在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前就与卡特过从甚密。
据《纽约时报》1978 年 3 月 21 日报道，布热津斯基——
“喜欢他的公共角色。他自信的关键是他与卡特先生的密切关系。两人四年前第一次见面（也就是 1974 年，但这种说法似其实是有问题的）。当时布热津斯基担任三边委员会（一个主张西欧、日本和美国之间更密切合作的组织）的执行主任。他很有远见的邀请当时默默无闻的前州长加入其杰出会员的行列。二人的师生关系在竞选期间发展迅速，并且似乎变得更加密切。”
但是根据 1976 年 5 月 25 日同样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
“兹比格涅夫是社区中第一个关注并与卡特交谈的人，向他提供自己的书籍和文章。更重要的是，布热津斯基（以及）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N·加德纳（Richard N. Gardner）教授在三年的时间里（从 1973 年开始，而不是像上面那篇报道中所说的 1974 年）几乎对卡特闭门培养……”
卡特本人在选举年发表的题为《为什么不选最好的》（Why Not the Best）的书中评论了作为三边委员会成员的这一学习经历：
“委员会成员身份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并且许多成员在外交事务研究上帮助了我。”
也就是说，卡特承认他是由三边委员会成员教导的——他从布热津斯基那里得到了最深刻的理解，特别是从他的“书”中。
兹比格涅夫教导卡特的一个理念是——他希望扩大政府在美国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范围。 布热津斯基曾经写道：
“我想谈谈政治改革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接受大幅增加社会监管的主意。它可能采取诸如立法规定儿童数量等形式，甚至一旦有办法，可能通过立法确定儿童的性别。可以调节天气、控制休闲等等。”
卡特很有可能读过布热津斯基写于 1970 年的一本名为《两个时代之间》（Between Two Ages）的书。书中对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一些说法相当令人震惊。
例如，在第 300 页，布热津斯基透露，美国人民将在经济生活中接触到两个新概念：
取代美元的新货币体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降低生活水平。
他写道：“在经济技术领域，一些国际合作已经取得了成果，但进一步的发展将需要美国做出更大的牺牲。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塑造新的世界货币结构。这会给目前相对优越的美国地位带来一些风险。”
布热津斯基还透露了他对卡尔·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赞同：
“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人类普世观念成熟过程中的一个更重要的和创造性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是人的外在表象对内在人性和被动人格的胜利，也是理性对信仰的胜利。” （第 72 页）
“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人类进步的一种机制，尽管它的实践常常达不到它的理想。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曾指出，‘尽管现代极权主义是可怕的，但它实际上不是对某些宏伟事物的扭曲，因此相当接近真相吗？’”（第 73 页）
“马克思主义以共产主义的形式在大众层面传播，代表了人类将他与世界的关系概念化的能力的重大进步。” （第 83 页）
“马克思主义为理解和利用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力量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智力工具。它提供了对当代现实的最佳洞察。” （第 123 页）
布热津斯基的理论是，如果自由民主社会在独裁统治与混乱的知识分子社会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就会支持独裁形式的政府：
“在缺乏社会共识的情况下，社会的情感和理性需求可能会融合在一起——大众媒体使这一点更容易实现——出现在一个被视为既维护社会秩序又做出必要创新的个人身上。” （第 118 页）
“考虑到知识分子所造成的社会混乱（这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原因）和独裁个人领导[独裁者]之间的选择，即使是目前的一些宪政和自由民主社会也很可能会选择后者 ”。 （第 118 页）
他还认为自由民主面临的威胁包括：
“一个更受控制和指导的社会逐渐出现……这样的社会将由精英统治，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要求将依赖于所谓的卓越的科学知识。”
“不受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束缚，这些精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最新的现代技术影响公共行为并使社会处于密切监视和控制之下来实现其政治目的。” （第 252 页）
然后布热津斯基详细阐述了他建立世界政府的愿望：
“走向一个更大的发达国家共同体……不能通过将现有国家融合成一个更大的实体来实现。
“尝试通过各种间接联系和对国家主权的不断限制来将现有国家联系起来更行之有效。” （第 296 页）
随后他详细阐述了成立三边委员会的原因：
“走向这样一个共同体的运动很可能需要两个漫长且重叠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将涉及在美国、西欧和日本之间建立共同体联系。” （第 296 页）
这样一个松散的社会需要征税权，布热津斯基已经预测到了这一点：“这也可能最终导致建立类似全球税收体系的可能性。” （第 304 页）
然后他总结道：“虽然塑造发达国家共同体的目标不如世界政府的目标那么高瞻远瞩，但它更容易实现。” （第 308 页）
所以布热津斯基从根本上是向往“世界政府”的。他只是推测，通过发达国家的联盟会更容易先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控制。
但（为了最终实现建立世界政府的目标）布热津斯基同时也在努力扼杀美国与其它民主国家的友谊。他甚至建议美国政府应该依赖苏联和红色中国来满足石油需求。
布热津斯基担任三边委员会主任期间，他们于 1977 年发表了一份题为《与共产主义国家合作应对全球问题：对各种选择的审查》的报告。上面写着：
“苏联和中国都是能源出口国，当然拥有大量石油储备。三边国家所进口的能源，目前很少来自苏联或中国。未来几年，全球供应形势可能会趋紧。三边国家在供应来源多元化方面具有直接优势。因此，三边-共产主义能源合作也许是可行和可取的。这种合作可能采取三边国家对苏联或中国的能源企业进行投资的形式，以确保苏联或中国的能源出口到这些国家。”
最后，卡特总统的这位老师极力排斥阴谋论历史观：
“历史更多的是混乱的产物，而不是阴谋的产物。政策制定者多是被事件和信息淹没了。”
有意思的是，卡特总统竞选活动的金主不仅来自三边委员会成员。他还获得了许多 CFR 成员的支持，比如：迪恩·拉斯克（Dean Rusk）、道格拉斯·迪伦（C. Douglas Dillon）、以及《时代》杂志副总裁亨利·卢斯（Henry Luce）。
此外，卡特在当选总统前身边还有以下 CFR 成员：
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on）
W·埃夫里尔·哈里曼（W. Averill Harriman）
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
理查德·加德纳（Richard Gardner）
保罗·尼策（Paul Nitze）和
保罗·瓦姆克（Paul Wamke）。
卡特甚至于 1976 年 5 月竞选期间在 CFR 芝加哥分部发表讲话，呼吁建立“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这种说法只有那些了解世界政府未来计划的人才会用。他在发表演讲时给人感觉就像个 CFR 成员，而不是站在对立面的外人。
当然，卡特当选总统后的主要班底还是来自三边委员会。《华盛顿邮报》曾这样透露：
“如果你喜欢关于控制世界的阴谋论，你一定会喜欢吉米·卡特总统的政府。根据最新统计，有 13 名三边委员会成员进入了政府的高层。仔细想想，这是非同寻常的。三边委员会在美国总共只有大约 65 名成员。”
在民主党大会上，卡特获得总统提名后，他向媒体透露自己尚未决定选择谁作为副总统。 美国民众被告知，他将可能的候选人名单缩小到 7 人。
最后，他选择了一个三边委员会的成员：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
即使有 CFR 富有的建制派成员的支持以及 CFR 成员控制的一些媒体的支持，吉米·卡特仍然继续在公开场合反对建制派和自由派：“在纽约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时，卡特谴责了那些‘在金钱和政治之间已经形成了的邪恶联盟。’”
另外，欧洲三边委员会和秘密社团有趣的联系之一是：“大多数法国委员会成员——甚至也许是所有人——都属于共济会大东方会所（Great Orient de France）。”
在三边委员会众多财政支持中，“福特基金会”一直是其最大的捐助者。
虽然有这么多与深层势力相关联的线索，但一直有很多社会高层人士坚持这样的说法——“该组织当然没有任何险恶之处”！
少数明白人还是存在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对此感到担忧，他在 1980 年共和党大会的全国电视节目中警告全国：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两周后最后一次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因为有些势力在对抗我们的国家。有些自私的势力在我们国家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在戈德华特提出如此严重的指控后不久，CFR 成员丹·拉瑟（Dan Rather）在电视上面对全国观众向戈德华特提问时，却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质询。他是忘了还是不敢？
戈德华特在他的《毫无歉意》一书中描述了他所认为的这些势力（至少是其中一部分）：
“在我看来，三边委员会代表了一种巧妙、协调一致的努力，旨在夺取控制权并整合四个权力重心：政治、货币、学术和教会。”
在美国之外也有批评者。以英国《每周评论》关于三边委员会的文章为例：
“莫斯科秩序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与大卫·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有许多共同点，比如破坏美国的国家主权。正是由于这个共同追求加上其它原因，台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支持三边委员会所寻求的目标——新世界经济秩序。”
耶利米·诺瓦克（Jeremiah Novak）于 1977 年指出了三边委员会的经济意图：
“三边委员会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货币体系，用一种被称为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的新共同货币取代黄金和美元作为国际交易标准。”
CFR 创始人之一的约翰·F·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多年前就阐明了“共同货币”的用途：
“……共同货币的建立可能会归属于一个由主要贸易和投资人群创建并对其负责的机构。这将会剥夺我们的政府对国家货币的排他性控制权……”
当欧洲六个“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国家同意加入一个货币体系时，这种共同货币的前身就显现出来了。如果你不太理解这个概念，那就去查一下“欧元”的历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