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美联储）成立，标志着联邦政府金融权力的加强。同一时期直到当代，美国通过不断演化军事行政架构，尤其是将原“战争部”重组为“国防部”，极大扩张了国家的财政能力、话语权威和统治力量。在此过程中，一个由军工企业、国防承包商、国会议员和官僚联盟组成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逐渐形成，并在经济和政治上产生深远影响[1]。本报告将以知识—激励—权力（KIP）三角分析框架为线索，系统梳理这一演化进程中的关键机制和历史节点，包括：战争部向国防部转变的制度沿革、战争财政与中央银行扩张、军工复合体的结构与不透明性，以及奥地利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对“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和对军工体系中寻租与民主失衡的解析，最后讨论战争与安全叙事下宪法制衡被边缘化所引发的国家安全、财政赤字与个人自由间的张力。
一、战争部向国防部：国家安全体制的重塑
20世纪中叶以前，美国的军事行政管理由内阁中的战争部（掌管陆军）和海军部分别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动员暴露了军种各自为政、统筹不足的问题，促使战后对军事体系进行大规模重组。1947年《国家安全法》是这一制度沿革的里程碑：时任总统杜鲁门于当年7月26日签署该法，合并战争部和海军部，并将新近独立的空军并入，组成国家军事机构（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由文职的国防部长统一领导[2]。新的架构还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CIA）和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以加强战略协调和情报统筹[2]。这一改革奠定了“国家安全国家”的基础架构，将分散的军种力量置于集中指挥之下。
然而，初期的国防部长权力有限，陆海空三军部长仍各自保有内阁地位，协调困难。1949年修正案进一步将国家军事机构改名为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取消三军部长的内阁独立身份，完全从属于国防部长，并增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加强统一指挥[3]。通过这两步改革，美国实现了军事指挥体系的高度集中化：国防部长对陆海空三军拥有更大统辖权，能够统筹预算与战略，确保各军种协同运作。此举显著增强了行政部门对军事力量的掌控，为冷战时期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快速军事动员和部署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知识-激励-权力三角看，这一阶段的制度演化体现了因冷战安全知识（对苏联威胁的认知）而催生的激励和权力再分配：对外部威胁的“知识”共识为政府扩权提供了正当性，而统一的国防部架构提高了军政官僚体系的“激励”一致性（减少军种内耗，以获取更多预算和影响力），最终集中了国家军事“权力”。杜鲁门主义和随后的冷战战略（如1950年的NSC-68号文件）利用这种新架构，将美国带入长期军备竞赛和全球干预轨道。这种架构重塑不仅扩大了联邦政府的话语权（以国家安全名义整合国内舆论），也为之后军工复合体的滋长提供了温床。
二、战争财政与中央银行：军费扩张的金融基础
大型军事动员离不开雄厚的财政支持。自1913年有了中央银行（美联储），美国政府在战争时期更易于调动金融资源，通过举债和扩张货币供给来支撑军费激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联储面临上任后的首次“大考”[4]。1917年美国参战后，联邦军费开支猛增：训练军队、采购武器弹药的支出在1916-1918年间扩大了约十五倍[5]。政府开支远超当期税收，不得不连续开展“自由公债”（Liberty Bond）募债运动，向公众借款以补资金缺口[5]。美联储积极配合财政部发行公债，不仅充当国债销售代理，还通过降低贴现率向银行提供低息贷款，鼓励银行借钱给公众购买国债[6]。
这种金融动员常伴随官方宣传以鼓动民间资金支持战争。例如一战时期的美国宣传海报，描绘沾血的德国军靴踏上美境，警示大众唯有购买公债才能阻止德军入侵[7]。尽管德国实际无力跨洋入侵，此类夸张宣传成功激发公众恐慌，从而推动债券认购[8]。战争叙事作为一种“知识/话语”力量，为政府借债提供了舆论基础，降低了政治阻力。
通过低息政策和爱国号召，到1918年春，美国政府售出了约100亿美元的战争债券和国库券（按2012年币值约合1550亿美元）[9]。美联储廉价资金融通的结果是信贷大幅扩张：银行放贷和企业借贷激增，货币供应量飙涨，引发了国内通胀压力[10]。但在战时，美联储并未采取加息等措施抑制通胀，因为其政策独立性让位于财政部融资需求。“为降低财政部的债务融资成本，（美联储的）独立性被牺牲了”[11]。这一局面直观体现了战争时期激励机制的扭曲：央行本应维持物价稳定的职责让步于政府举债需求，其政策目标受到政治压力左右。战争紧急状态下，政府对央行行使了超常规的“权力”影响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依赖债务融资，但规模更为巨大。战争初期，美联储直接控制国债利率：自1942年起联储承诺将短期国债利率钉住在年息0.375%的超低水平，并限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限，以确保联邦政府以极低成本举债[12]。这意味着央行准备无上限买入国债（通过“印钞”）来维持利率不变，实际上将货币政策直接服务于财政需求。此举导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膨胀，大量国债被央行吸纳，直到1951年“财政部-美联储协议”签订，联储才部分收回独立性[13]。战后美国国债占GDP比率在1945年达到历史峰值（超过100%），凸显了战争财政对国家债务的沉重负担。
冷战期间，尽管未发生核大国直接冲突，但持续的军备竞赛和地区冲突使高额军费常态化。1950年，美国因朝鲜战争和执行NSC-68方案，国防支出从当年约130亿美元激增至1953年的500亿美元以上，占联邦预算近40%[14]。此后军费虽在朝鲜停战后略有回落，但50年代后期仍维持在每年340-380亿美元左右，并长期向盟国提供平均每年约120亿美元的军事与经济援助[14]。这种高强度国防开支成为新常态，直到越南战争高峰期又再度攀升。可以说，美国在和平时期维持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常备军和军费规模，而这得益于美联储配合下的持续债务融资能力。
然而，这种以债养战的模式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财政与货币后果。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在进行战争的同时推行“伟大社会”福利计划，“枪炮加黄油”的超额支出在60年代后期推高通胀[15]。美联储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赤字互动，导致美国物价持续上涨，大量美元被外国央行抛售换取黄金。1971年尼克松总统被迫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终止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可兑换黄金的承诺[15]。这标志着美元正式进入纯信用货币时代：联邦政府从此不受金本位约束，能透过美联储的信用扩张更自由地为赤字融资。此举固然缓解了短期压力，却也开启了此后几十年美元持续通胀与债务规模失控的局面。
综上，财政金融是军事力量膨胀的血脉。中央银行为战争融资提供弹性，使政府的“激励”偏向于债务而非税收来筹措军费，从而绕过了向公众直接征税可能遭遇的政治阻力。在知识层面，政府常借助爱国主义和安全威胁的话语塑造，降低公众对财政赤字和通胀风险的感知，接受非常规的财政策略。权力角度看，战时行政当局实际支配了货币发行权，将原本独立的央行功能转化为战争机器的附庸[11]。这种财政-货币体制的非常态运作，为美国在20世纪及21世纪持续从事高成本的冷战军备和海外战争行动奠定了经济基础，但也埋下了累积债务和通胀的隐患。
三、军工复合体的结构、激励与不透明性
随着国防机构常态化运转和巨额预算长期存在，一个融合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特殊利益网络逐渐壮大，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将其称为“军工复合体”[1]。这一复合体主要由军队高层、武器军工企业、国会相关委员会及政客构成，形成政策、资金和利益的“铁三角”关系[16]。国会军委和拨款委员会希望获取选区军工项目和就业，军工企业追逐利润订单，军方和五角大楼官僚则寻求更大预算和先进装备。在公共选择经济学视角下，军工复合体体现了少数利益集团获取集中的好处、而将成本分散于多数纳税人的典型现象[17]。军火承包商通过游说和政治献金进行寻租，诱使政客支持超出实际防务需求的项目开支；而政客则利用掌控预算以租金提取（rent extraction），换取政治支持和选票[18]。这种交易使各方激励高度一致：武器项目越昂贵复杂，参与各方受益越大，唯独纳税公众承担账单而不易察觉具体成本。
美国典型政策领域的“铁三角”模型是：国会委员会、联邦机构官僚和利益集团之间形成稳固联盟，互相支持以维护各自权力和利益。在军工领域，这种铁三角尤其强韧。一方面，“旋转门”现象普遍：将军和官员退役后高薪受雇于军工企业或游说公司，反过来影响政府采购决策[18]。五角大楼内部也有动力夸大威胁、推广新技术以争取预算，官僚机构倾向自我扩张[19]。另一方面，大型国防承包商往往将生产链和就业布局分散在多个州，使得几乎所有国会议员都有政治压力去支持高军费——削减任何一项武器计划都可能损及某地就业和利益，引发议员反对。这种广泛绑架确保了军费预算在立法过程中少有实质性削减。
军工复合体运作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透明性。以国家安全为由，许多军备项目细节和绩效数据被列为机密，公众和普通议员很难获取全貌，导致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问题[20]。军方作为代理人，掌握专业知识和威胁情报，往往能够左右议程和舆论；民选的委托人（国会和公众）由于知识不足或涉密限制，难以及时监督纠偏。这一“知识”维度的失衡，使得军工体系的决策往往缺乏外部审计，加剧了低效率和浪费。例如，多次曝出的武器采购丑闻（如某些装备零件天价超支）即源于内部缺乏市场竞争压力和外部有效监督。正如艾森豪威尔警告的那样：“庞大的军事建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结合在一起，其影响遍及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州府、每一个联邦政府办公室……必须警惕不论有意无意中出现的这种不当影响，以免权力失控、民主受损”[1]。
激励机制的扭曲在军工体系中也表现为所谓“军事凯恩斯主义”倾向：即以维持高军费来刺激经济和就业。冷战时期，大量国防开支流向各州的承包项目，在地方形成利益联盟，政客乐于以此证明自己“为民谋利”。军费开支被包装为必要的“有效需求”手段，从而回避了对其必要性和效率的追问。这实际上是一种借战争之名行经济干预之实的逻辑——以安全话语掩盖经济利益驱动。当安全威胁成为常态叙事时，军工复合体得以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等同起来，压制异议声音。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的著名演讲《争取和平的机会》中曾哀叹：“每制造一支枪、每下水一艘军舰、每发射一枚火箭，从根本上说都意味着从那些饥饿而未饱者、寒冷而未衣者那里剥夺了财富……在战争威胁的乌云下，人类被悬挂在‘钢铁的十字架’上”[21]。这番话深刻指出了军费高企对社会福祉的挤压，以及军备至上思维对国家优先性（priorities）的扭曲。但遗憾的是，在冷战紧张局势和之后的反恐战争语境下，此类理性批判常被边缘化。
总之，军工复合体作为制度化的利益集团，利用安全“知识”垄断塑造公共认知，通过经济和政治“激励”编织共谋网络，强化自身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它的存在导致防务决策偏离纯粹公共利益，民主制衡机制失灵，使美国的军事政策很大程度上受“看不见的利益之手”引导。这为我们理解为何冷战结束后美国军费和海外军事存在仍居高不下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四、奥地利学派视角：“军事凯恩斯主义”与价格信号失灵
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向对大规模政府干预持批评态度。他们将战争时期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视为极端的凯恩斯主义实践，并提出“军事凯恩斯主义”会扭曲价格信号、导致资源错配和长期危害。奥地利学派强调价格机制传递知识的功能：只有在自由市场中，价格才能反映供需偏好和资源稀缺程度，指导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然而，当政府以战争为由大举干预、操控价格和投资方向时，这一机制便失灵。
以二战为例，凯恩斯主义者往往将美国走出大萧条归功于战争时期庞大的政府开支与赤字刺激，认为这证明了赤字财政对提高就业的有效性[22]。但奥地利学派和一些经济史学者（如Robert Higgs）对此提出反驳，指出“战时繁荣”是一种假象[22][23]。他们强调，二战中失业率归零主要是由于大规模征兵将数百万青壮年送往战场，而非真正的民间经济复苏[23]。同时，战时实行配给制和价格管制，民众消费受到抑制，大量资源从民用部门转移至军需生产，并不代表社会福利提高——相反，平民生活必需品匮乏、质量下降，资源错配严重[23]。战时GDP上升更多反映的是政府以行政命令强制生产武器的活动，被当作经济产出统计进去，但这些产出（坦克、炸弹）并不能在战后转换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财富。正如奥地利学派所预言，政府可以创造名义需求，却无法改变真实偏好：战争结束后，曾被投入军事部门的大量劳动力和资本需要重新调整回民用领域，不可避免出现摩擦和浪费。
奥地利学派还批评战争融资的通胀税效应。当政府通过美联储增发货币来支付战争费用时，直接后果是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这相当于对全体持有货币者征收了一种隐蔽的税收，而公众往往被战争紧急氛围所麻痹，忽视了自身财富实际缩水。这种情况下，价格信号已被政府操纵的货币供应所扭曲，不再可靠反映供求关系，企业和个人因信息不全而可能做出投资或消费误判，即奥地利理论所说的“货币诱导的错配” （malinvestment）。例如，越南战争时期美国持续的通胀和信贷扩张造成1970年代初的经济动荡，印证了奥地利学派对于长期滥发货币终将引爆滞胀的预言[24]。奥地利学者如米塞斯和哈耶克早在中期就警告，试图用通胀换取低失业率是危险的幻想，终将两头落空[25]。
此外，奥地利学派强调战争条件下经济核算的困难。在私营领域，利润亏损机制引导着企业资源配置，但国防领域因为安全和保密原因，很多项目没有真正的市场价格，也无竞争对手，政府承包合同往往采取成本加成定价，企业缺乏降低成本的动力。价格失真和缺乏竞争导致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这是军工体系被诟病的一大原因。奥派学者认为这类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面临的“计算问题”：没有自由市场价格，理性计算变得不可能。因此，大量军费投入在他们看来并未产生相应的真实价值增进，反而抑制了民用领域的创新和生产。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言，高军费意味着用“人民的汗水、科学家的才智和孩子的希望”来供养战争机器[21]——从经济角度看，这正是机会成本的直观描述：战争并不创造繁荣，只是将潜在的和平红利牺牲掉。
总而言之，奥地利学派透过知识-激励-权力框架，揭示了“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政府利用战争叙事垄断知识权威，短期刺激需求的激励机制掩盖了资源错配和未来代价，而国家滥用货币和征调的权力最终损害了经济机体的健康。那些短视的政策可能带来暂时繁荣幻觉，但正如哈耶克所警告的，违背市场秩序的干预终会导致更大的动荡与低效。这一理论视角为我们理解冷战和反恐战争中美国为何陷入“越花钱安全威胁却越多”的怪圈提供了思想佐证。
五、公共选择学派视角：寻租、代理问题与民主制衡失效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决策分析，揭示政府官员和政治参与者同样追逐自身利益。对军工体系而言，公共选择理论提供了透视其动力机制的利器。正如前文提到的利益集团和官僚联盟，公共选择学者将其刻画为理性、自利的行动者互动结果[16]。以下几点是公共选择视角对军工复合体的典型解析：
寻租行为：军工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游说、竞选捐款等方式影响政策，追求政府订单这类“租金”。由于武器采购的好处高度集中（巨额利润往往落入少数承包商），而其财政成本由全体纳税人分担且个人摊派很小，企业有强烈激励投资游说，而公众却因“理性冷漠”而缺乏积极参与[26]。例如，为争取一个造价上百亿美元的武器项目，军火公司不惜花数千万进行公关活动，因为回报丰厚且成功率高。这个过程中，资源并未用于生产社会价值，而耗费在争夺政府预算配给上，形成典型的寻租浪费。
政客的动机：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并非纯粹公共利益的化身，他们也在意选票和仕途。军费项目往往意味着就业、地方投资和政治献金，因而政客有动力参与分肥。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租金提取”（rent extraction）概念，即政治人物可能通过威胁取消或推动立法，从利益集团获取回报[18]。在军工领域，议员可能私下暗示承包商提供竞选支持，否则将在预算中削减对方项目；反之，积极支持高军费的议员会赢得军工游说团体的捐款和本选区的就业利好。如此，政客成为利益交换的中介，政策结果受钱和选票驱动而非全民福祉。
官僚预算最大化：国防部和各军种司令部属于行政官僚体系，其内部也存在自利动机。按照公共选择学者尼斯卡宁的模型，官僚往往以追求更大预算来增加权力、声望和晋升机会为目标。五角大楼及情报机构可能倾向于夸大外部威胁的重要性，以说服国会增加拨款；各军种争夺项目，以免在权力格局中被削弱；甚至制定隐晦复杂的采购计划使外界难以评估，从而获得自由裁量空间。这导致防务预算具有内生增长倾向，很难主动缩减。
信息不对称与代理问题：公共选择学派指出，民主政治中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难题。选民和他们选出的议员（委托人）希望政府（代理人）提供国家安全这样的公共品，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可能有不同目标（如部门利益）且行动不被充分监督[20]。军事政策领域，这一问题尤甚：情报和威胁评估资料往往保密，议员不得不依赖军方或情报界提供的信息来决策。而军方作为代理人，可能选择性地提供有利于自身扩张的信息，并在决策执行中偏离公众期望（如浪费或腐败）。与此同时，普通公民由于个体影响甚微，缺乏动力深入了解军事预算细节，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纳税人大多是“理性无知”的，对军费开支既缺知识也少渠道影响。如此，制衡机制名存实亡，正如艾森豪威尔所强调的，只有“警觉而知情的公民”才能督促军事机器与国家和平目标协调一致[27]；否则，不透明的军工体系将积累“无人看管的权力”，侵蚀民主过程[28]。
民主制衡失效：理想状态下，美国宪法赋予国会宣战和掌控财权的职能，应对军队与军费形成有效约束。然而公共选择视角认为，由于上述利益链条的存在，民主机制在军工事务上出现失效甚至“俘获”现象。国会监督本应防止浪费和滥权，但当大量议员本身受益于高军费时，监督趋于松弛甚至流于形式。司法部门因为国家安全理由常采取回避态度，对军事和情报滥权鲜有实质干预。权力分立被利益同谋所弱化：表面上三权分立仍在运作，实际上行政部门（国防/情报机构）与立法部门（关键委员会）形成了联盟，共同推动高军费、高干预的政策取向，广大公众和缺席在这种联盟之外的议员则很难施加影响。
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让我们认识到，军工复合体并非偶然产物，而是制度激励使然。当知识（信息）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且不对称传递，激励机制引导决策者偏离公共利益，权力又缺乏外部制衡时，像军工体系这样的利益集团便会不断膨胀而自我强化。这进一步解释了为何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并未充分兑现——原本应裁减的军费因利益相关者的成功运作而继续高企，反映出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政府失败”：即政府自身成为偏离社会最优的利益主体[16]。纠正这一扭曲，唯有改善信息透明度、调整激励约束并重申宪法权力边界，才能将决策拉回民意轨道。
六、战争叙事下的宪法制衡边缘化：国家安全、财政赤字与个人自由的矛盾
美国政治体制本设计有一系列制衡机制，以防止联邦权力过度集中，包括国会对战争的审批、预算的控制，以及司法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审查。然而，在“战争与国家安全”的叙事框架下，这些宪法制衡往往被弱化甚至绕过，形成了特殊的制度张力：国家安全诉求与财政纪律、个人自由之间发生冲突和平衡重塑。
战争权力与行政扩张：按照宪法，宣布战争的权力在国会，行政部门只有在国会授权下才能动用军队。然而，自二战后美国陷入冷战紧张和频繁海外军事行动，正式宣战程序几乎被弃用：韩战以联合国警察行动名义介入、越战通过“东京湾决议”模糊授权、大量冷战期间的武装行动和情报暗战未经国会充分讨论。尤其911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仅依据泛泛的“授权使用武力决议”（AUMF），授权范围被行政部门广泛解释。行政权力在战争名义下急剧膨胀，出现了所谓“帝国总统”（Imperial Presidency）的现象。总统基于国家安全可以调动巨大资源、发动长期军事行动，而国会往往事后被动追认，难以及时有效约束。这种权力转移以紧急状态和保密需要为借口，使战时行政长官几乎凌驾于宪制框架之上。
财政约束被突破：传统上宪法赋予国会控制政府支出的机能，但战时财政往往在高度爱国情绪和紧迫氛围下豁免了常规纪律。政府通过特别拨款、紧急补充预算等方式为战争融资，规避了平时对赤字的限制。公众在危机面前也更易接受财政赤字合理化的说辞。结果，国家安全成为财政透支的正当理由，联邦债务随每次重大冲突不断创新高。如前所述，一战、二战到冷战、越战、反恐战争，每一波都推高了债务基线。即使危机过后，债务和高军费也很难完全回落，因为军工利益链使然。财政保守主义者往往声音式微，任何要求削减军费以平衡预算的主张都可被批评为“削弱国家安全”。由此，国家安全与财政稳健之间形成结构性张力：安全诉求凌驾于赤字忧虑之上，但长远看无节制债务本身会反噬国家安全（如削弱经济基础）。这种张力在制度上未获有效调和，反映出制衡机制的失衡——原应由国会扮演的“守财奴”角色，因政治激励扭曲而放弃了对军费的严格审查。
公民自由的让步：战争和安全危机通常带来国内自由的收缩。从一战时期的《间谍法》和《煽动叛乱法》限制言论，到二战对日裔美国人实施的国内拘禁，再到“911”后的《爱国者法》大幅扩大政府监听和拘押权限，个人权利频频为安全让路。这些措施在紧急状态下获得通过，常以保护大众为由，但却侵蚀了宪法权利保障的底线。公共选择的观点可以解释这一点：危机叙事塑造了特殊的“知识”环境，公众被告知必须放弃部分自由换取安全，而政治家则有激励乘机扩张执法和监控权力。这期间，本应制衡的司法部门往往退避三舍，以“不干涉政治问题”或“国家机密豁免”等原则回避审查。例如，二战期间最高法院在Korematsu案中认可了对日裔的拘禁；“反恐战争”中有关非法监听、酷刑审讯的诉讼大多被法院以安全机密为由驳回。这体现出战争语境可以部分暂停常规法治。
话语塑造与民意操控：战争叙事不仅是客观危机描述，更是一种话语权的行使。政府通过控制信息（如军事机密）、利用媒体宣传，将自身塑造成安全的捍卫者，暗示任何反对高军费或质疑战争的人都是不爱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但在战争高涨时期，社会压力和爱国狂热使许多媒体自我审查，异议智库被打压。这意味着知识层面的制衡失灵：正常民主社会需要多元信息供民众判断，可战争状态下信息源高度单一化，削弱了民众对政府决策的独立评估能力。
上述情况导致国家安全与自由、赤字间形成张力：国家安全被提升为压倒性优先级，以至其他重要价值（财政可持续、宪法权利）被系统性忽视。这种张力并非不可解：美国宪史上也有多次反思尝试，例如越战后国会通过《战争权力决议》（1973）试图夺回对用兵的控制权，限制总统未经授权单方面动武的时间[29]；又如近年对《爱国者法》的部分修订，以增加对情报监控的监督。但总体而言，效果有限，行政部门常以总统签署声明或解读漏洞规避掣肘，国会也缺乏一致意志强制执行制衡。正如艾森豪威尔所忧虑的，如果公民不能警醒认清军工复合体过度影响的危险，民主程序将持续被战争紧急状态边缘化，最终危及美国赖以立国的自由制度[30]。
结语：知识、激励与权力的三角分析启示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美国联邦政府自1913年以来在军事领域的扩权过程，是一部“知识—激励—权力”三角互动的历史。在知识层面，政府善于运用国家安全专业知识和话语塑造，将复杂的国际局势简化为迫在眉睫的威胁，借此引导公众舆论支持扩军备战[8]。这种信息垄断与传播塑造了特定的社会认知，为政府争取非常规财政和行政权力提供了正当性基础[11]。在激励层面，各行动者（政客、官僚、企业）在制度环境中调整策略、寻求自身利益：军工企业逐利推动高军费，政客逐票默许甚至推动超出民生需要的军事项目，官僚体系逐权扩大机构规模[17]。这些激励合力推动国家机器朝着“愈战愈强”的方向自我强化，形成利益闭环。最后在权力层面，战争和安全成为执政当局积聚权力的推手，打破了宪法原有的权力平衡：行政权获取更大自主空间，立法和司法权退居次要甚至附庸，个人权利边界被侵犯而国家汲取能力空前提升。
历史上的关键节点——一战的金融总动员、二战后国防部成立、冷战军备常态化、越战引发的财政金融危机、911后的全球反恐——无不体现KIP三角各要素的互动演变。在一战中，知识（宣传）诱导全民买债，激励机制使央行放弃抑制通胀而支持政府融资，政府权力因此超越常规财政束缚[11][7]。在冷战中，对共产威胁的知识共识驱动持续高军费激励结构，国家安全机器权力稳固膨胀[14][31]。而在现代反恐中，由于技术和法律的发展，政府对公民生活的监控与干预能力更胜从前，安全叙事更是无边界的长期战争（如“针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战争”）——这被一些评论者称为“永久战争状态”，进一步验证了军工复合体的韧性和对民主治理的挑战。
针对这种局面，奥地利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分别从经济理性和政治过程入手，揭示了军工体系的问题根源：前者强调知识和计算的问题，认为偏离市场原则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注定带来效率损失和繁荣幻灭[23][24]；后者聚焦激励和制度的问题，指出利益集团和代理失灵如何扭曲公共政策[16]。两者结合起来，为理解军工复合体何以难以改革提供了深刻洞见。解决之道或许在于重建KIP三角的平衡：提升信息透明和公众知识水平，使“知情的公民”得以参与监督[27]；调整利益激励结构，压缩寻租空间，例如加强采购改革和禁止旋转门以减少利益冲突；重申和落实宪法权力界限，尤其是国会应重新掌握战争拨款的实权，司法应敢于在安全与自由冲突时维护后者。
正如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曾警告的：“战争孕育军队，而军队带来债务和税收——这是压服自由的工具”[32]。美国百年来军工体制的演变印证了这一预言的一面。但历史同样表明，在关键时刻理性的声音亦能带来纠偏希望。当下及未来，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守住财政理性和公民自由的底线，将取决于美国政治能否跳出军工复合体编织的利益樊笼，实现知识启蒙、激励相容和权力制衡的新平衡。这不仅关系美国自身命运，对于全世界关注民主制度与战争和平的人们，也是一个价值深远的制度课题。
2025 年 9 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取消国防部，恢复战争部。
这是一次象征性更名（以“副称/secondary title”方式启用“Department of War/战争部”），并非通过法律实质取消国防部；要把部门法定名称改回“战争部”，仍需国会立法。从制度效果看，它更像是一次话语与文化战，而不是对军工复合体的结构性拆解。The White House
K（知识）：通过名称重置来重塑对外对内的安全叙事与组织心态，但信息不透明与审计/采购等核心知识问题并未因此改善。The White House
I（激励）：短期内更名不改变承包商、军种与国会“铁三角”的预算激励，甚至可能在“进攻姿态”叙事下巩固高军费偏好。Military TimesReuters
P（权力）：行政分支以行政令推进“副称”，但承认现行法仍以“DoD/国防部”为准；若要真正改名与重配权责，必须走国会程序。The White House
1) 发生了什么？（事实核对）
2025年9月5日，白宫发布《恢复美利坚合众国战争部》行政令。文件第2条授权以“副称”使用“战争部/战争部长”等称谓，并在第2(e)条明确：一切法定引用仍以“国防部/国防部长”为准，直至国会改法；第2(g)条要求60天内提出立法路线，以实现永久更名。
多家主流与军事媒体此前已报道总统与国防部长提出改名意向，并指出行政分支单方更名的法律边界；国会已有共和党议员提交提案推动法定更名。
媒体普遍将此举定性为象征性/再品牌化（rebranding），且与更强硬的国内治安与移民执法姿态同频出现；亦有报道强调法律程序限制与潜在争议。
要点：这不是“取消国防部”，而是在不改变法定名称的前提下，启用“战争部”的副称并为日后立法做舆论与程序铺垫。
2) 这是否在“挑战 deep state”？——用奥地利学派+公共选择的机制观来判读
2.1 知识（Knowledge）：叙事重塑≠信息治理
更名把组织话语重心从“防御”调到“战争/进攻威慑”，有利于统一军队文化与政治信号，但对国防审计、黑预算透明度、采办信息披露等“知识问题”无直接改善。没有新增可核查的价格与绩效信息，依然难以缓解“国防＝信息黑箱”的计算问题（奥派所指的价格/核算缺失）。
2.2 激励（Incentives）：铁三角仍按原逻辑运转
军种—承包商—国会委员会的预算—就业—选票激励链条并未因更名而变化；若“更具进攻性”的姿态成为新常态，它甚至可能放大对高技术、高单价平台的偏好，利好军工承包与拨款动机。这是公共选择所说寻租与预算最大化的土壤。
2.3 权力（Power）：行政推进的“文化战”，法定格局未动
行政令承认法定称谓仍受现行法控制，因此它主要改变符号与仪式层面，并为国会立法探路。若不配套合同与采购法改革、旋转门限制、审计与问责机制，这更像是对“深层官僚文化”的一次象征性冲击，而非对军工—官僚—国会复合体的结构性削权。
小结（奥派+公选）：
在知识维度，它是叙事层的更名；在激励维度，铁三角未受触动；在权力维度，尚未跨过从象征到法制的门槛。因此，它是在挑战“深层国家”的话语与文化权威，但尚未触及其资源与制度核心。
3) 若真要“挑战 deep state”，应观察哪些硬指标？
这些才是从“改名”迈向“改制”的考核表（奥派强调价格/计算与透明，公选强调激励与约束）：
法定更名与权责重配：是否提交并通过正式立法，并伴随指挥链/预算流的重新划分？
采购与承包改革：固定总价/竞争性招标比重提升、成本加成合同压降、重大项目Nunn–McCurdy式超支问责加码、通过DoD审计（现多年未过关）。
旋转门/游说：冷却期延长、股权/顾问收入披露、关键岗位不得转投承包商的比例与年限。
黑预算与机密监督：特定项目事后解密时限、情报与特种经费的跨党派闭门审计频率与权限。
战争授权与经费：AUMF（2001/2002）等长期授权日落条款与定期重审；**OCO（海外应急）**类“影子预算”整并入常规拨款。
“以战养需”的预算联动：重大对外军事行动必须同时触发税收/赤字上限联动条款，抑制“看不见的通胀税”。
若上述六类指标没有实质进展，更名就难以被视为对军工复合体的实质挑战，反而可能成为更强硬姿态的政治信号，在激励上利于高军费路径依赖（奥派所谓资本结构错配风险、公选所谓利益集团锁定）。
4) 可能的副作用（第二序后果）
外交层面：盟友与对手可能将“战争部”解读为偏好先发制人的战略取向，增加错判风险与军备竞赛动机。
财政层面：若叙事转向“常备战”，将加固长期高军费的政治逻辑，稀释对审计、绩效与机会成本的社会关注（奥派批评的“军事凯恩斯主义”）。
国内法政治：地方与州政府针对国民警卫队/联邦化部署的合宪争议可能升温，诉讼与联邦—州博弈成本上升。
5) 结论
这一步更多是象征意义：它改变了话语与品牌，尚未改变制度与激励。
是否真的在“挑战 deep state”？在话语层面是；但要成为结构性挑战，还得看采购/审计/旋转门/战权与预算这些硬骨头——那才是军工复合体的真正护城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