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基督与教会之战（4）
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我可以明确的指出，光明会和共济会的阴谋当时对于许多欧洲宫廷来说根本就不是秘密。它在每个宫廷里都有朋友，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这些都阻碍了一些统治者为了阻止其针对王子、政府和所有秩序以及其真正的敌人——耶稣基督教会的致命阴谋而做出的努力。巴伐利亚宫廷在一次偶然中发现了光明会计划的一部分并发出了警报。（注：详情见《共产党的前身——光照会》）但奇怪的是，欧洲其它皇室，无论信奉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没有注意到这一警报。
一场革命是预料之中的。或许每个宫廷都希望本国避免最坏的后果，但让邻国毁灭而获利。
教宗一再提出反对共济会的声音。克莱门特八世、本笃十四世和其他教皇都对其予以谴责。罗马教廷的代理人和神父们私下提出建议，并紧急呼吁在欧洲各国尚有能力的情况下制止邪恶。这些人都感到困惑，欧洲大陆的每一个宫廷都在生死存亡的危险中麻木沉睡，直到危险来临一切都晚了。与此同时，法国的光明会分会却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这一阴谋的舆论准备。 他们花费了大量资金用反基督和无神论的文学淹没了这个国家。
曾担任法国国民制宪议会主席的米波拉（Honoré-Gabriel Riqueti Mirabeau）伯爵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 1788 年出版了著作《腓特烈大帝统治下的普鲁士君主制》（De la Monarchie Prussienne, Sous Frédéric le Grand）。在第六卷里他谈到了一些金钱问题：
“总的来说，共济会，特别是圣殿骑士分支，每年通过收受捐款获得了巨额资金。总额的一部分用于该修道会的开支。但另一部分，更可观的部分，则进入了一项普通基金。除了兄弟中的大首领之外，没有人知道该基金的去向。”
卡廖斯特罗（Cagliostro）在神圣罗马宗教裁判所受审时承认，他的奢侈生活得益于光明会提供的资金。他还表示自己接受了维索普的委托，负责准备将法国分会纳入光明会操控。
因此，被刻意煽动的不满情绪在各个阶层的民众中散布开来。共济会分会的数量成倍增加。共济会在随后运动中的介入体现在卡廖斯特罗的预言中，但他所知道的东西不过是光明会早就计划好了的。法国光明会在这样的契机中举办了第二次修道院会议。会议的所有内容都是为了革命而安排的。这次秘密会议的参与者都是后来大动荡中最活跃的人士。比如：米拉波（Mirabeau）、拉斐特（Lafayette）、富歇（Fouche）、塔列朗（Talleyrand）、丹东（Danton）、穆拉特（Murat）、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以及康巴塞雷斯（Cambaceres）等。事实上，这些人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也是光明会中的上层精英。有些人被自己的革命同志送上了断头台，有些则一直见证着欧洲的堕落。整个阴谋的参与者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维索普则躲在科堡-哥达公国（Coburg-Gotha）的庇护下向德国共济会发号施令，对法国的同志们提供援助。这样的联盟让这些人能够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享受每一个海啸的乐趣。如果他们没有成功地使法国和整个欧洲成为社会废墟，那是因为缺乏权力，而不是因为缺乏意愿。
主流历史普遍认为，在大革命酝酿期间，百科全书作家和哲学家们的思想是启蒙群众推翻宗教祭坛和王座的最重要力量。但是，这些作家绝大部分都是共济会成员，甚至是策划阴谋的核心成员。我们还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他共济会成员也在到处从事同样的实际工作。路易斯·布兰科（Louis Blanc）在研究中写道：
“（他们的文字）把读者带入了一座由革命者们挖向王座和祭坛根基的矿山。（这些革命者）要比百科全书作家们更活跃、更深邃，组成了来自各个国家、各个宗教的不同人物的联盟。所有的阶级都被带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联系在一起，在不可侵犯的誓言下宣誓保护他们内心的秘密。他们被迫接受可怕的隔绝措施，同时忙不迭的参与各种神秘仪式，但除此之外却要实践善良，把自己视为与他人平等。实际上他们被分为三个阶层：学徒（apprentices）、同伴（companions）和大师（masters）。共济会的有生力量就在于此。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共济会获得了巨大发展。它传播到整个欧洲，追随着德国的冥想天才（注：指德国从宗教改革以来的众多思想家），默默的激怒了法国（下层社会），并到处宣扬建立一个与当地公民社会基础原则相反的社会。”
塞古尔主教（Mgr. Segur）对此这样评论：
“看看耶稣基督的统治在革命爆发时受到了多大的威胁。它不仅激怒了法国，而且激怒了整个欧洲。我说什么来着？世界被共济会的力量覆盖了。1781 年，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代表们来到了威廉姆斯巴德。有些来自航海家发现的最遥远的海岸。他们来到了威廉姆斯巴德，他们都是共济会的热心使徒…… 回去时，他们已经被维索普的光明会（即无神论）所渗透，并被修道院的演说家们的毒液所激发。欧洲和共济会世界随后开始武装反对天主教。因此，当信号发出时，这种冲击是可怕的，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他们希望这些国家与教皇分离并陷入社会分裂，直到时机成熟将它们彻底去基督教化。在这种计划中，他们成功的囚禁了庇护六世（Pius VI）和庇护七世（Pius VII）。”
地位和财富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保存革命交给他们的权力。但他们仍然经历了共济会的所有命运变化，从那时到现在无一幸免。或许神秘的誓约和恐怖的守密诅咒让他们不敢在世俗长期逗留。有那么一两个人有机会全身而退离开组织，但宿命绝不会让光明会的领袖人物悄然离去。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始终保持不变。即使在政治逆境面前退缩也只是为了聚集更多的力量，以便对宗教和社会秩序的下一次攻击更广泛、更致命。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比 1789 年更坚定，期望让世界陷入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制造的暴力无政府状态。他们自己毫不否认这一点：
“我已经能够追踪到这些尝试。这些尝试在五十年的过程中，以哲学的火炬照亮世界，驱散了奴役着欧洲各国的社会和宗教迷信的黑暗阴云。我观察到，这些教义逐渐扩散并与共济会的所有不同体系混和，直到最后一个联盟形成，其明确目标是铲除所有宗教机构，推翻所有欧洲现有政府。”
“我看到这个联盟热切而系统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直到变得几乎不可抗拒。我看到法国大革命中最活跃的领导人都是这个联盟的成员，并根据其原则、通过正式要求而获得的命令和援助实践了他们的第一次运动。最后，我看到这个联盟仍然存在，仍然秘密运作。它的使者不止一次出现在我们中间，显然想要努力在我们中间传播他们可憎的教义，而且自 1784 年起就在英国设有与慕尼黑母会相对应的分会。”
“如果这一切只是出于好奇，而且没有什么用处，那我最好还是自己知道就好，别去用他们无法改变的事情去打扰我的邻居。但是，如果我能证明，我的同胞们和（欧洲）大陆上的邻居们一样被同样的信息误导了。这些在这个国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理性信息实际上与在德国产生那个危险联盟的信息是一样的。他们能导致悲惨影响仅仅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演讲者的真诚情感表达。如果我能证明这一切都是骗局，该联盟的领导人不相信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所传授的每一条教义。他们的真正意图是废除所有宗教，推翻每一个政府，让世界陷入掠夺和破坏……我觉得，这样的信息将使我的同胞们在接受那些迎合我们自负的讲话和指示时略带犹豫、谨慎甚至不信任。” 【《阴谋的证据》 （Proofs of a Conspiracy），约翰·罗宾逊（John Robison），自然哲学教授兼爱丁堡皇家学会秘书，1798 年】
罗宾逊的这些话表明，早在1797年，共济会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联系就已经被人们所了解。从那时起，路易·布兰科（Louis Blanc）和其他共济会作家就以此为荣。 阿尔塔·文迪塔（Alta Vendita）说：“我们的终点，是伏尔泰和法国大革命。” 共济会在法国所做的事情后来迅速地影响到整个欧洲大陆，甚至全世界。然后，它以完美的顺从屈服于一位军事天才领袖。这个领袖依靠自我的努力成长起来，但最终把矛头指向上帝和人类。他将被利用成为一名敌基督。
（未完待续……拿破仑与共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