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中棋子——路西法阴谋（5）
法国大革命的罪魁祸首，第一部分
前面我们刚刚讲过了一小群国际放债人（银行家）通过其在英国的代理人不露身份的以区区 125 万英镑控制了这个日不落帝国的经济体系。现在我们来捋一捋这些放债人的身份，看看他们如何谨慎又大胆的煽动并资助了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其策略和行动方案与 1640 – 1689 年的英国革命如出一辙。更可怕的是，从 1789 年开始直到今天，这些国际银行家势力是世界上几乎每一场重大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别有用心的幕后推手。
《犹太百科全书》（Jewish Encyclopedia）表明“以东人”（Edom）属于现代犹太人。这一定义非常重要。大家也许不知道在圣经叙事中“以东”这个词的意思是“红色”（编者注：共产党选择红色为其主色调有多重含义）。
1750 年，一个以东犹太人金匠（Goldsmith）厌倦了在东欧的漂泊，决定在德国美茵河畔的名城法兰克福定居下来。他在曾经是犹太人强制定居点的地方的“犹太街”（Judenstraße）开设了一间放债公司（Counting House）。这人的名字叫阿姆谢尔·摩西·鲍尔（Amschel Moses Bauer），也就是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介绍过的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洛希尔）家族第一代掌门人的父亲。他在自家店铺的门上放置了一个红色盾牌作为商业标志，后来发展成罗斯柴尔德的族徽。重点是，东欧“犹太人”开启了以恐怖主义为基础的革命运动，他们采用红旗作为标志，因为红色代表鲜血。
鲍尔于 1743 年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阿姆谢尔·梅耶·鲍尔 (Amschel Mayer Bauer)。1754 年，父亲去世，梅耶当时只有 11 岁。这个男孩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和智慧，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有关放贷业务的基本原理。父亲本来打算让儿子接受成为拉比的培训，但是还没来得及安排就去世了。
几年后，阿姆谢尔·梅耶·鲍尔找到一份在奥本海默银行（Oppenheimer Bank）担任职员的工作。他很快就证明了自己在银行业务方面的天赋，并获得了初级合伙人的奖励。后来他回到法兰克福，获得了他父亲于 1750 年所创立的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红盾牌仍然自豪地悬挂在门上。了解到红盾的神秘学意义后，梅耶决定采用它作为新的家族名称。在德文中“红盾”叫“罗斯柴尔德”。
梅耶于 1812 年过世，留下了五个儿子。他们每个人都在金融领域有自己的强项，可以独当一面。其中纳尔逊（Nathan）尤其出色，于是在他 21 岁时怀揣使命前往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要控制英格兰银行。他们知道，这在当时是迈向欧洲金融霸主地位的必经之路。只有在各地积蓄起庞大的资金池，才能在某个时刻联合起来成就这个家族被黑暗力量所赋予的任务。纳尔逊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在三年内把 2 万英镑资金变成了 6 万英镑。
红色的旗帜，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一直是世界革命运动的象征。1917 年列宁在国际银行家的资助下推翻了俄国沙皇政权后，所设计的苏联国旗就是一面血色旗。上面的斧头和镰刀也根本不是工人和农民的标志，而是共济会的石匠之锤和死神镰刀。
1773 年，年仅 30 岁的梅耶·罗斯柴尔德（Mayer Rothschild）邀请了另外 12 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富人在法兰克福会面。他的目的是让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同意集中资源，他们就可以资助和控制世界革命运动，并将其作为他们的棋子以最终控制整个世界的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
罗斯柴尔德向他们介绍了自己所知道的英国革命背后的推手，也指出了运动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革命时间拖的太久，消灭反动派的速度和力度不够，以迅速镇压群众为目标的恐怖统治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但即使犯下了这些错误，革命的首要目的还是初步达成了。煽动革命的银行家们建立了对英国国民经济的控制并巩固了国债。通过在国际范围内挑起争端并借钱给 1694 年以来的冲突各方进行叛乱和战争，他们使欧洲各国国债都稳步增长。梅耶以合理的逻辑推理为基础，向与会者指出，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的仔细研讨和修改革命计划，法国大革命所能带给他们的经济回报，会让英国革命获得的成果显得不值一提。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他们所能聚集的资金池的规模要比以前大许多。
显然这次聚会达成了某种协议，梅耶·罗斯柴尔德展示了他的革命计划。通过巧妙而倾尽全力的操纵金融，就有可能创造出极其惨淡的经济条件让普罗大众陷入失业而饿肚子的窘境。通过别有用心的宣传，很容易操纵人们的想法，将经济困境归咎于国王、贵族、教会、实业家以及各层次的劳工雇主。被金钱迷了心窍的媒体业者在报纸上大肆揭批各种不知真假的上层奢靡、放荡、下层压迫和迫害等案件，激起民众对统治阶层的仇恨。他们对于污名化运动已经驾轻就熟，可以轻易让某人身败名裂。这是对付那些威胁到他们计划的社会名人的有效手段。
完成以上这些范范的介绍之后，罗斯柴尔德才拿出了准备好的详细行动计划。我们确信下面在会议上被宣讲的内容是这个阴谋计划的简要描述。再说一遍它的最终目标：控制整个世界的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
1. 因为大多数人倾向于作恶而不是行善（编者注：这本身就是个混蛋理论，事实恰好相反，大多数人向往和平生活，只有被刺激了欲望之后才会显示出兽性），所以治理他们的最佳结果可以通过使用暴力和恐怖主义而不是通过文绉绉的讨论来获得。根据合理推断，人类社会最初是遭受残酷和盲目的武力统治，后来变成了法律。而法律只是变相的强制力。“根据自然法则，强权即公义”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
2. 政治自由只是一种想法而不可能实现。为了篡夺政治权力，最需要的就是宣扬“自由主义”（Liberalism），以便诱使选民为了某种理想而放弃他们的一些权利和特权。这样才能让阴谋者把这些权力与特权汇聚到自己手中。
3. 时至 1773 年时，黄金的力量已经超越了自由主义统治者的权力。信仰，曾经是稳定统治的基石。但是一旦自由主义取代了神性信仰，人们就茫然无措、不知道如何适当的使用它了。基于这一事实，可以合乎逻辑的假设他们可以利用自由的理念来引发“阶级斗争”（class wars）。重点在于，一个政府是否被内部或外部敌人摧毁，并不影响阴谋者的计划获得成功。原因很简单，无论谁是胜利者，他都要寻求“资本”的协助。而资本，“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
4. 使用任何手段来达到最终目标都是合理的，因为以道德准则为统治基础的统治者不是熟练的政治家，他只会让自己变得脆弱，统治地位也会因此而不稳定。“那些想要统治的人必须学会狡诈和虚伪，因为坦率和诚实等伟大的人格品质对于政治来说都是陋习。”
5. “我们的公义（right）在于武力。‘公义’（RIGHT）一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我发现了一种新的‘公义’，那就是强者征服的公义；是击碎现存的所有秩序和统治力量，让它消散在风中；是重新建构所有现存的政府体系；是让那些信仰‘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国度自愿放弃所有权力，并让我们控制其主权的公义！
6. 与会者皆须谨记：“我们力量的源泉必须隐匿无形，直到它强大到任何诡道力量都无法破坏。任何偏离上述战略计划路线的行为都有可能使‘几个世纪的辛劳’化为乌有。”
7. 提倡使用“暴民心理学”（Mob Psychology）来控制群众。暴民的力量是盲目、无意义、蛮横的，而且永远受制于无论哪一方的暗示。“只有专制统治者才能有效的统治暴民，因为没有绝对的专制，就不可能存在文明。文明不是由群众实现的，而是由任何能成为他们领袖的人实现的。”必须明白：“暴民一旦掌握了自由，就会迅速陷入无政府状态。”
8. 提倡让所有的“代理人”（Agenturs）系统的使用酒精饮品、毒品、淫乱等各种形式的恶习来败坏各国青年的道德。建议这些特殊的代理人应接受培训，成为教师、家仆、家教及办事员等。女性也应接受培训，在外邦人经常光顾的放荡场所工作。“最后，我们也要依靠所谓的社交名媛。让她们自愿成为他人腐败和奢侈的追随者。贿赂、欺骗和背叛应该为我们的伟大目标服务，而我们需要的工具远不止这些。”
9. 关于政治，重要的是要相信可以用任何方式夺取财产，只要确保这样做能获得臣服和主权，就绝不犹豫。“我们的国将会沿着和平征服的道路前进。他的公义就是用让人不能分辨、可以接受的致死方式取代战争的恐怖，这种方式又是维持‘恐怖’所必需的。这种‘恐怖’往往会让人盲目的臣服。”
10. 关于口号的使用，“在古代，是我们率先引导群众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这些辞藻。今天他们还在愚蠢的鹦鹉学舌。那些自诩为智者的外邦人（Goyim）无法理解这些抽象的词语，也没有注意到它们在内涵和相互关系上的矛盾。”这些词语被牢牢控制，让炮灰“军团”（legions）充满热情的高举旗帜。自然界中没有自由、平等或博爱的立足之地。“在外邦人自然和血统贵族的尸身上，我们建立了金钱贵族。成为这种贵族的资格是财富，而财富由我们掌控。”
11. 关于战争的理论，1773 年，一项原则被确立（1939 年，英国和美国政府公开宣布这项原则成为联合国策）。与会者被教导，这项原则就是挑起战争，但要引导和平会议，使交战双方都无法获得领土利益，同时双方政府都会扩大债务，并受到我们“代理人”的控制。
12. 关于政府治理，与会者被告知，他们必须利用自己的财富选出那些“对我们的命令卑躬屈膝、顺从、不离不弃的公职人员，他们将成为棋子。下棋者是由我们任命的，在政府幕后充当官方顾问的博学智者”。另外，“这些顾问是从小按照我们的想法培育、抚养和训练的，他们可以统治整个世界。”
13. 关于宣传也有详尽的解释。我们联合起来的财富将能够控制所有的公共信息渠道。我们则躲在暗处，不会因为散发诽谤、中伤或不实之词造成了伤害而受到指责。“多亏了媒体，我们才有了财富，尽管我们要从血泪之海中捞到它……但媒体还是给了我们回报，尽管我们牺牲了许多自己人。我们的每一个牺牲者都高贵过一千个外邦人。”
14. 当群众被贫困和恐怖征服，整个社会陷于混乱而需要恢复秩序时，就到了“代理人”（Agenturs）们挺身而出的时候了。他们必须想法设法让群众们相信，是无法无天的罪犯们导致了这一切。“在所谓的罪犯和疯子实施了和我们预想一致的‘恐怖统治’后，通过摧毁他们，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被压迫者的救世主、工人的捍卫者。”但是，“我们对此其实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只想要减少、消灭外邦人。”
15. 与会者也了解到如何引发工业衰退和金融恐慌的手段，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有能力制造粮食短缺，从而迫使群众失业并挨饿。这会让资本的统治显得比那些贵族更可靠，而且是通过国王的合法授权做到的。”通过代理人控制暴民，暴民就可以用来消灭所有敢于阻碍他们的人。
16. 会议讨论了对欧洲大陆共济会的渗透，其目的是要利用共济会本身的资源和保密性质。可以在大众共济会所（Blue Freemasonry）中建立自己的大东方会所（Grand Oriental lodges），借此展开颠覆活动，并在慈善事业的幌子下隐藏其工作的真实意图。所有加入大东方会所的成员都要参与到传道活动中并在外邦人中散播无神论唯物主义（atheistic-materialistic）的意识形态。“当我们的君主加冕的时刻到来时，这些同样的力量将扫除一切可能阻碍他的东西。”
17. （政治上的）系统欺诈系统是很有价值的。他们的代理人应该接受如何使用华丽辞藻和流行口号的培训。他们需要向群众做出最慷慨的承诺。根据长期的观察，“事后做出与承诺相反的事情……总是没有什么后果”。因此可以推断，通过使用自由和解放之类的词语可以激起外邦人的爱国热情，他们甚至敢于同上帝和大自然作斗争。“因此，在我们获得控制权后，上帝的名字要从‘生命词典’（Lexicon of Life）中被抹去。”
18. 革命战争计划、街头暴乱和“恐怖统治”模式也在会上被讨论。恐怖统治必须与每一次革命运动相伴随，“因为这是让民众迅速屈服的最经济的手段”。
19. 关于外交。在所有的战争之后必须坚持秘密外交，“以便我们的代理人伪装成政治、金融和经济顾问去执行我们的任务，而不必担心暴露出国家和国际事务背后的秘密力量”。通过秘密外交，要能够获得控制权，即“如果没有我们秘密代理人的参与，各国就无法达成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协议”。
20. 终极世界政府的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有必要建立巨大的垄断企业，这些企业所蕴含的财富如此巨大，以至于外邦人最强的财富力量也要依赖于我们，这可以确保如果产生政治大崩盘，这些财富力量在第二天就将连同他们政府的信用一起一落千丈”。
21. 要通过经济战争掠夺外邦人的土地和资产。建议结合高税收和不公平竞争等手段来摧毁外邦国家的金融利益和投资。在国际领域可以通过建立高昂的成本让他们退出市场，比如严格控制原材料、组织工人罢工争取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工资、补贴竞争对手等。要警惕的是，必须做好安排、控制好条件，这样“工人抗争获得的工资增加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
22. 关于军备。有人建议，应该大规模建立军备，以使外邦人自相残杀，最终“世界上只剩下无产阶级群众，以及少数站在我们一边的超级富豪……还有足以保护我们利益的警察和士兵”。
23. 关于新秩序（New Order）。世界政府的成员将由那位独裁者任命。他将从科学家、经济学家、金融家、实业家和超级富豪中挑选人选，因为“实质上一切都将由财富大小决定。”
24. 青年的重要性。吸引青年人的兴趣很重要，“我们的代理人应该渗透到社会和政府的各个阶层和层面，通过向他们传授我们明知是错误的理论和原则来愚弄、迷惑和腐蚀社会中的年轻成员。”
25. 国内和国际法不应该被改变，但应该以摧毁外邦人的文明为使用目的，“只需将它们扭曲解释造成矛盾，比如首先掩盖法律，然后将其完全隐藏。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用仲裁代替法律。”
演讲者接着告诉听众“你们可能认为外邦人会拿起武器攻击我们，但在西方，我们有一个组织来抵御这种可能性，这个组织极其恐怖，就连最坚强的人也会畏缩……‘地下组织’……大都会组织……地下走廊……这些将在危险来临之前在各国的首都和城市建立起来。
“西方”这个词是有重大意义的。它表明罗斯柴尔德演讲的听众是来自欧洲“东方”犹太区的世界革命运动的参与者。在阿姆谢尔·摩西·鲍尔（Amschel Moses Bauer）定居德国法兰克福之前，他从事金匠和银匠行业，曾在欧洲“东方”地区广泛旅行过。我们大胆猜测，他在那里遇到一些影响了他的人。这个团体就是上面会议中他儿子阿姆谢尔·迈耶（Amschel Mayer）的听众。迈耶也是在这些人的协助下从放债人发展成为银行家，并在容登大街（Jundenstrasse）建立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据说上述会面就是于 1773 年在那里举行的。
据可查明，世界革命运动阴谋的原始计划在这次会议上终结。1901 年落入谢尔盖·尼鲁斯（Sergi Nillus）教授的文件以及他在 1905 年在俄罗斯以《犹太危局》（Jewish Peril）为题发表的文件就是这个阴谋的扩展版。文件的第一部分并没什么变化，但之后的各种补充揭示了阴谋者整合了达尔文主义（Darwinism）、马克思主义（Marxism）甚至尼采主义（Nietzscheism）的观点。最重要的一点是 1897 年才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这个时候正式成为阴谋的利用工具。
后来发生的爱德华八世（温莎公爵）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退位事件实际上也是这个阴谋的一小部分。1921 年维克多·马斯登（Victor Marsden）在翻译《犹太危局》成英文时将其更名为《锡安博学长老会纪要》。马斯登确信这份文件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然而他还是想的太简单了。犹太人也不过是局中棋子。这份文件所代表的阴谋是迈耶·罗斯柴尔德从小放债人晋升为银行家之后给其他放债人、金匠、工业家、经济学家等人所作的培训。
关于如何煽动革命，一旦群众心中激起了反抗既定权威的精神，实际的革命努力就会在预先设想的恐怖统治的推动下进行。恐怖统治将由犹太光明会（Illuminati）策划执行。他们反过来会让他们的代理人渗透到新成立的法国共济会中，并在其中建立大东方共济会会所，用其作为革命的地下组织和宣传无神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工具。罗斯柴尔德在会议结束时指出：如果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他们与革命运动的联系就永远不会被人知道。
我知道很多人会质疑：“如何证明这些秘密会议确实举行过？”“如果举行过，如何证明在这些会议上讨论了什么问题？”
答案很简单。这个邪恶的阴谋曾被“上帝的意志”揭露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