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胜利中败退的美国：马歇尔叛国之路（7）
马歇尔亲自执行中国任务
一、马歇尔为什么要去中国？
马歇尔抵达南京受到各方欢迎。蒋介石希望马歇尔在亲身体验现实之后，尽快认清美国的利益所在。然而另一方也没闲着，共产党也“张开双臂欢迎马歇尔将军”。
根据弗雷达·厄特利（Freda Utley）女士的回忆，中国共产党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在重庆的主要代表是英俊、聪明又迷人的周恩来，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多年来确实表现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让美国记者相信中国共产党是由“自由主义土地改革者”组成的，他们应该得到支持；而蒋介石的专制反动政府应该被抵制。
“很快，我们这些当时在重庆并经常被邀请到马歇尔将军官邸的人就清楚地认识到，周恩来已经成功地迷住了他。马歇尔将军最初可能对国务院有关“进步”共产党人和“反动”国民党人这些观点的任何怀疑都肯定打消了。迷人的周恩来最终让马歇尔将军确信，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可以脱离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从属关系；而且表明他们只会在美国的帮助下给中国带来“民主”。马歇尔早已受到他的老朋友史迪威将军的影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自由主义本质。周恩来只是帮他完成了洗脑。” 【弗雷达·厄特利回忆录《中国故事》（The China Story）】
另一份传记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1946 年初，共产党人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乔治·马歇尔将军被派去接替赫尔利将军。他是一个行事完全不同的人。他认真努力地了解（共产）对立阵营。他访问延安，对共产党的社会政策给予了好评，而厌恶他所遇到的大多数国民党军官的奴性，以及温文尔雅、精致，对社会力量敏感的作风。他拒绝接受争吵中任何一方的主张。但他的偏好仍然是中间的自由主义团体，但这些团体大多早已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感到绝望。” 【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红色中国的统治者毛泽东》（Mao Tse-tung, Ruler of Red China）】
首先我得说这本传记充满了对独裁者的偶像崇拜。提醒大家注意佩恩的措辞。他用“反动”（reactionary）这个词来形容国民党。这是延安红军的标准操作程序。对于所有在美国追随共产主义对华路线的人来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从表面上来看，马歇尔被派往中国大概是为了解决该国的内乱，因为这首先符合美国的国际利益。其次，它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当然也是整个远东地区的大势所趋。
乔治·马歇尔在中国的任务几乎不需要他再去复述竞争双方的相关社会改革计划。双方都自称改革者，都自认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从逻辑上讲，一个由社会工作者或专业社会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可能比马歇尔这位老战士更能专业地权衡这些问题。他在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被要求执行一个宏大的任务，那就是将中国纳入世界争端与整合的全局图景，并从中国的内部争端中为美国的福祉与安全汲取经验教训。
但是马歇尔将军都做了些什么呢？他无视中国所涉及到的国际关系和苏俄在满洲虎视眈眈的威胁，而是严肃地视察延安的食物救济处和托儿所。这种幼稚可笑的行为在即将到来的沉重苦难面前无法让任何人开怀。
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马歇尔在中国逗留期间接受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宣传，即共产党是一个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政党，致力于人民群众的福祉。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得到了他的同情。 这不奇怪，马歇尔的中国任务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的冒险。
1946 年的国际政治局势其实一点都不迷乱，共产主义对权力的渴望昭然若揭。其实质就像纳粹一样，是一群底层知识分子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幌子，欺骗了自己的国民，摧残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然后试图占领全欧洲。马歇尔根本就不在乎中国的改革，或者说那不是他的首要考虑因素。尽管他表现出来是为中国着想。他也不在乎中国的和平。为什么这么说呢？
二、名为统一、实为分裂
我认为，马歇尔在中国进行的无休止、令人沮丧的谈判根本没有意义。他授权自己为国共内战提供“令双方满意”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他的具体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所谓的“新政府”——其中包括共产党和其它少数党派的代表、拥有议会、法院和其它机构的运作正常的政府，但这个政府却有两支军队。这才是他想要的重点，因为这就允许共产党拥有割据武装力量，驻扎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
马歇尔遮遮掩掩的建议双方的军队比例：中华民国保留五十个师，延安苏维埃政权保留十个师。但这一建议从未付诸实践。只要稍微了解中国当时的局势就知道这个建议有多荒谬。这样的提议根本不可能建立西方意义上的永久政府，只能指望全中国燃起的内战硝烟暂停。
国民党一直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代表所有政治观点的共识，并有一个议会，提供一个可以辩论和解决问题的平台。可共产党想要的是一个允许私人武装割据的国家政府。
“中美关系白皮书”的第五章涉及到马歇尔的中国任务，其中有一个这样的脚注：“本章的大部分材料取自马歇尔将军的任务档案。” 这样看来，这份白皮书显然不具备公正性。它漏掉了很多关于出卖中华民国的内容。其中大部分内容的措辞和格式都是为了传达马歇尔及其政策的观点。
例如，当编辑们需要在某些无法隐瞒的问题上平衡共产党的顽固态度时，他们就会拿出一些身份不明的民国官员的无法佐证的说辞（而非行为记录），以便可以指责国民政府的“过失”。这与艾奇逊在罗素听证会上提交的一份匿名文件是一致的。该文件来自一个匿名城镇的匿名商会，由匿名人士签署，站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上阐述了一堆反对中华民国的论点。几位参议员在阅读这份匿名文件时点头微笑，仿佛收到了宝贵且值得信赖的信息，此情此景让人唏嘘。
当有必要叙述共产党在 7 月份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些暴行时，白皮书的作者则首先细致地讲述了对从上海前往南京的和平代表团的一次袭击。白皮书称这次袭击是由“一个国民党秘密警察组织实施”。这是第 171 页。翻过这一页，你会看到一段轻描淡写的描述“这一时期共产党活动的一部分”的事件，即在河北东部地区绑架七名海军陆战队员：
“共产党对一支从天津开往北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护送车队进行了蓄意伏击，造成 3 名美国人死亡、12 人受伤。”
这种强烈的感情和篇幅对比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共产党在克制的报复国民党不光彩的军事行动，因为根据“推测”，由于南京的袭击者是国民党秘密警察，所以受害者“肯定是”共产党。问题是袭击者和受害者的身份均无法证明。而在所有的叙述中只有共产党的那次袭击事件是不争的事实。我想提醒读者，这可是由美国纳税人出钱编辑、印刷的一份美国政府文件。
在白皮书中还有许多类似的偏见文字。清注意，这是马歇尔将军对自己中国任务的记录。
马歇尔在执行任务之初，就迫使蒋介石将赤峰和多伦两座城市交给共产党，从而在交战双方之间达成了停火协议。该停战协议于 3 月 11 日马歇尔将军返回美国时生效。国民政府的军队普遍遵守了该协议。然而，4 月 15 日，延安红军围攻位于奉天至哈尔滨铁路沿线的满洲重要城市长春，打破了停战协议。三天后，红军拿下长春。当天，马歇尔将军返回南京。蒋介石发现停战协议被打破对他不利，于是命令部队夺回长春。一个月后，国民党军队在长春以南的一场战斗中击败了红军，随着红军北逃，国民党于 5 月 23 日轻松夺回长春。
此时民国的各方面力量还是占据优势的。但这是在延安红军接受苏俄提供的新武器训练他们的新兵之前。国民党从长春向北迫近哈尔滨。国民党的将军们也认为他们能够在满洲取得胜利并控制远至哈尔滨的铁路线。
马歇尔将军则另有计划。自从回来后，他一直忙于寻求恢复停战。随着国民党的胜利，他加倍的努力，直到像白皮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红军紧紧咬住他，要求他迫使国民党退兵。蒋介石去了奉天，马歇尔和他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最终，蒋介石做出了让步，新的休战协议于 6 月 6 日生效。打打停停的拖到了七月初，期间政治问题未能得到任何解决。
虽然武断的下结论不太合适，但在整个马歇尔任务中，事件的进展似乎是这样的：
马歇尔迫使蒋介石做出让步以满足红军的要求。红军然后继续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 1916 年俄国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人的惯用伎俩。当时，每当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向布尔什维克让步时，苏维埃就会提出一个要求更高的新要求。我认为，通过阅读有关这些谈判的白皮书，可以明显看出延安共产党从未表现过善意。他们想要的不是结果，而是持续的分歧。
他们在为自己争取时间，充分利用在满洲的资源。同时，大张旗鼓的利用国民党宽松的媒体管控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进行一系列侮辱性的宣传，旨在削弱杜鲁门政府对民国政府本就微弱的支持意愿。
6 月 6 日开始实施的停战协议在 7 月逐渐被打破。共产党不断的采取蚕食行动。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游击战，破坏铁路线，炸毁水坝和桥梁，破坏矿山和工厂。这些都对民国政府重建中国通讯和经济的努力造成巨大打击。但是到七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反而逐步控制了许多战略要点，而红军越来越多地陷入打了就跑的尴尬之中。
正是在这个七月，我前面提到的针对驻扎在天津和其它地方的 50,000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活动发生了。红色电台和左翼媒体对美国的尖锐谴责达到了顶峰。7 月 7 日，延安发表宣言，严厉谴责美国向中华民国提供援助。那时，美国正在向南京派遣军事顾问，这是上一年 11 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答应魏德迈耶将军的事情。同时，华盛顿正在与南京就有偿接收太平洋岛屿上剩余的战争物资进行谈判。
6 月 21 日，周恩来向马歇尔建议美国也承担训练原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军队的任务。在马歇尔任务期间，红军在谈判中处处表现出狡诈和顽固。只要有利可图，他们肯定会违反停战协议，甚至不惜攻击美国军队。这显然是在按照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然后在舆论上，他们在上海、南京、满洲和美国各大城市同时发出同样的言论。
三、行动中的美国共产主义统一战线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6 月 19 日，马歇尔的好朋友、副国务卿艾奇逊出现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当时已经有 69 名美国军官在中国被指定参与培训项目，并批准了 400 吨设备来启动该项目。听证会是针对国务院提交的一项援助中国法案举行的，但其中包含了与训练共产党军队有关的事宜。后来，国会议员伊迪丝·N·罗杰斯女士（Edith Nourse Rogers，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将这些从未公布的听证会记录纳入了国会记录。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了解，艾奇逊当时作证说：“共产党领导人已提出要求，马歇尔将军已同意，在他们与其它部队整合之前，美国应先对其进行短暂的训练，并提供最低数量的装备。”
罗杰斯议员没能找到谁是这一援助法案的执笔人。时任战争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Robert P. Patterson）在作证时表示，该法案来自国务院。艾奇逊提到了一个“全国战争和海军协调委员会”，但罗杰斯在查阅 1946 年国会指南后并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委员会。她倒是找到了一个由迪安·艾奇逊担任主席的国务院协调委员会：
“其成员包括阿尔杰·希斯和约翰·卡特·文森特。希斯还被列为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文森特被列为远东事务办公室主任。如你所知，这两人的立场对当时委员会审议的问题具有重要影响。我认为我的疑问从未得到答复，但它不仅在当时很重要，而且鉴于我们现在正在朝鲜经历的悲剧，它在今天也同样重要。” 【罗杰斯议员备忘录】
现在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罗杰斯和迪安·艾奇逊在听证会上进行了对质。她向艾奇逊询问，美国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保证，中国共产党不会使用美国的武器来对付美国。艾奇逊声称联合国是和平的保障者，然后他说：“我想我们可以放心，中国人不会这么做的。”主席此时立刻终止了询问，将艾奇逊救了出来。艾奇逊仍然言之凿凿的说：“我确信我们不需要担心。”
正是在同一时期，马歇尔竭尽所能安抚延安红色割据势力，同时利用他的权力迫使蒋介石做出让步。美国国务院则采取了与欧洲相反的政策，这已经完全背离了罗斯福的初衷：
“他（罗斯福）绝不会允许他在中国的代表为在远东重复同样的策略铺平道路。他试图威吓蒋介石，就像马歇尔将军所做的那样，让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进入政府内阁。事实上，本届政府曾在 1946 年敦促意大利总理德加斯佩里驱逐当时意大利内阁中的共产党人。德加斯佩里决定采取这一措施可能是当年意大利政变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然而相比之下非常反常的是，同年秋天，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驻华特别代表通知蒋介石： 除非他任命共产党人和其他自由派人士进入内阁来扩大政府规模，否则美国的援助将被撤回。” 【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塑造历史的七个决定》（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第 217 页】
四、马歇尔的重大干预
有人刻意忽视一些基本事实：马歇尔在雅尔塔提出俄罗斯应该拥有满洲；艾奇逊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时则衷心支持俄罗斯对中华民国的索取。马歇尔的整个使命就是服从延安。7 月，他遵照周恩来的意愿，否决了魏德迈耶将军为驻华大使的任命，这一刻他的卑鄙十分明显。当时很多人对于这一决定感到震惊。这一事件可参阅罗素委员会（Russell Committee）记录第 6097-6100 页，以及 1951 年 6 月 13 日《华盛顿星报》康斯坦丁·布朗（Constantine Brown）专栏的详细背景文字。
从这些消息来源中我们了解到，马歇尔最初批准了魏德迈耶的任命。但在 7 月份，他向周恩来让步，打电话给艾奇逊，说魏德迈耶不合适。任命就在杜鲁门的办公桌上，魏德迈正在等待上任。这时艾奇逊派人去找他，说他的任命已无效。他读了马歇尔电报中韦德迈耶的部分内容，其中写道：“共产党正在进行暴力抗议。” 根据周恩来的推荐并得到马歇尔的认可，随后任命了传教士司徒雷登博士。周恩来曾是司徒雷登的学生。
换句话说，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是由在中国大地上武装割据的延安共产党人选定的。
马歇尔在中国实施的第一次干预中，通过红军的欺诈行为，给了共产党两座城市。他的第二次干预阻止了国民党在长春胜利之后的进攻优势，给了红军重新集结、重新训练的机会。他的第三次干预发生在八月，其长期影响更具灾难性。说它是促使苏俄帝国成功在中国扶植起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的最重要因素也许并不过分。
我指的是马歇尔对美国向中华民国出售和运输武器实施的禁令，这项禁令立即得到了英国的支持。通过这一禁令以及对国民党获取弹药能力的进一步限制，马歇尔宣布——美国在中国摆脱苏俄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用马歇尔自己的自夸来说就是：
“作为参谋长，我武装了 39 个反共师，现在我大笔一挥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问题在于，当美国切断了对国民政府的武装援助时，斯大林却在源源不断的向共产党提供武器、顾问、培训和国际舆论支持。这种事情白宫是怎么允许发生的？
在白皮书的第 181 页，马歇尔自己解释了他为什么对中国禁运战争物资：
“就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而言，一方面马歇尔将军在国共双方之间偏袒明显，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武器和弹药。”
马歇尔不仅偏袒中共，而且对美国政府的行为无法忍受。很明显，这样下去中华民国肯定会赢得镇压叛乱的战斗。他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中华民国赢得所谓的“内战”。苏俄正在为红军提供物资，这方面还是令人满意的。
马歇尔始终认为有必要终结中华民国的统治，否则苏俄可能不会有一个友好的邻国，而美国和西方将拥有一个进步、繁荣、充满希望的中国，成为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俄国的强大力量。策划雅尔塔出卖的阴谋家们可不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这种情况发生。
我觉得有必要反复质疑，假设马歇尔真的是秉持一片好心行事（我可不这么认为），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中国命运的公正仲裁者？他是否对曾给予自己极大荣誉的祖国问心无愧？我有理由怀疑，他此时的举动是在为当初在政坛平步青云、收获巨大利益而买单。
让我们更进一步的反思。20 世纪 30 年代热切地代表西班牙政府寻求制裁的美国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现在是不是忘记他们当时的论调了？那时候他们说，马德里的共和政府是合法的、被认可的政府，因此有权获得美国的援助来对抗佛朗哥叛乱分子。然而，马歇尔对中国的禁运却也受到这些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的热烈欢迎。难道中华民国政府不是合法的、特别是被美国认可的中国政府吗？
当然，它们的不一致只是表面上的。因为在骨子里，这些左翼绅士始终如一的在坚持莫斯科的路线。他们从不偏离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目标。马歇尔模棱两可的语言被记录在白皮书的第 181 页：
“因此，八月份采取了行动，暂停了这些计划的某些部分。这些部分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政府）继续（对共产党）进行敌对行动。向中国出口作战类军事装备的许可证并未获得批准。九月底从太平洋地区向中国运送作战物资的船期也被暂时搁置。”
这种语言是国务院在想要隐瞒某些事情时的惯用语言。马歇尔执行的是从杜鲁门那里得到的命令，禁止向中国出售战争物资出口许可证。他还收到了英国政府的类似要求。这使得南京陷入困境。他们没有别的购买渠道。他的语言表达得清楚吗？ 当然不！这与马歇尔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作证时的表达方式如出一辙。
禁运于 1946 年开始实施，持续了一年。这足以让中共红军在 1947 年开展大规模行动。白皮书于 1949 年夏天出版，时代变了。美国人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安。我们的盟友中华民国被共产党推翻，而苏俄在满洲袖手旁观，这一事实让很多人不满。他们开始怀疑，美国政府在中国所做的事情是否可能是叛国行为。因此，白皮书中简短而含糊地提到了马歇尔那次破坏性的使命——即对民国的禁运，随后是一番狡猾的保证：
“这项禁令是在国民政府逐渐加快军事行动节奏、物资储备充足的情况下实施的。这项禁令显然收效甚微，因为直到 11 月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达到顶峰时，才发布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此时，政府军已经占领了其在六月向中共提出的要求以及后来的谈判中所涉及的大部分地区。事实证明，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其军事地位的最高点。”
马歇尔和他的编辑们的意思是，中华民国的军队在 1946 年 8 月和秋天正处于胜利的高潮。这是事实。马歇尔可能是在关键时刻采取了行动。显然，切断蒋介石部队的补给不会立即生效。这番言论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向白皮书的读者保证禁运并没有损害蒋介石的统一事业，并且他直到 11 月才实现了停火。但是，该声明有两个错误：禁运确实扼杀了中华民国的统一大业；停火与禁运没有任何关系。
让我们了解一下停火的细节。
有必要说明，中共及其在美国的同路人一直在大肆宣扬 1947-1948 年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低落。他们只字不提国民政府缺乏武器弹药。但是面对解放军难以解释的崭新装备，却传言是腐败的国民党将领私下卖给他们的。随着战争的发展，许多国民党将领叛逃，这成为国民政府腐败的“证据”。
1949 年，以胜利姿态进入北平的中共解放军部队中有不少朝鲜人和日本人。他们全部都是由苏联在满洲培训和整编的。解放军开着美式卡车、穿着美国军大衣、肆无忌惮的展示美国制造的枪支。这些绝大多数崭新的美国军事物资都是从哪儿来的？不会有人告诉你，它是当年美国政府为了贿赂苏联红军参加远东战争而移交给斯大林的 80 万吨物资中的一部分。而苏联只是装模做样的进行了 5 天所谓的远东战争。
马歇尔是绝对不敢承认他迫于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双重压力而阻止二战后太平洋战区剩余的储备物资向国民政府转移的事实。尽管美国与中国的援助协议堂堂正正，但在白皮书的第 180 页，他对周恩来的低声下气颇为让人怀疑：
“马歇尔将军向周恩来解释了签署该协议的（南京和华盛顿之间）谈判背景……并解释说，有关剩余财产不包含战斗物资，而是由机械设备、机动车辆、通讯设备、口粮、医疗用品和各种其它物品组成，这些物品对中国经济的复苏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而且在这之后，马歇尔获得杜鲁门的命令，不得向国民政府运送任何他没知会过周恩来的物资。所以从表面上来看，马歇尔想通过白皮书告诉大众，他是欺骗了周恩来的。但实际上并没有。
艾奇逊关于运往中国的军事物资的数量也撒了谎。例如，有当时主管物资装卸的官员向麦卡锡参议员指出，美国倾销到中国的坦克炮都被钉住了，炮管也被炸开。白宫向美国民众宣布向中国援助的物资价值时，可是按照完好无损来报告的。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和毛泽东正在下令进行总动员。这意味着，他们在军队控制的地区对农民征兵，就像北朝鲜发动战争时一样。按照马歇尔的说辞，他应该像刚刚惩罚蒋介石那样惩罚解放军。别逗了，怎么可能呢，他对共产党的部队没有任何影响力。在他的中国之行中，他唯一能伤害只有中华民国。
五、统一战线不停歇
回到关于停战的问题上。1946 年 9 月国民政府军队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优势的时候，共产党惊慌失措。这时候，上海、莫斯科以及纽约的统一战线的喉舌拼尽全力开动宣传机器展开对在华美国人的谩骂、谴责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任何援助。成功阻止太平洋物资向民国转移之后，延安此时的最高目标就是——停战！再不停的话，即将缺乏军事物资、想要速战速决的蒋介石很可能就把毛泽东灭了。
美国共产党向马歇尔和白宫施压的力量有多大呢？我们来看看当年 10 月 18 日开始发生在旧金山的一次为期三天的大型集会。主持集会的是卡尔森（Carlson）准将，前面介绍史迪威将军的时候提过他，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弟子。副主持是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
参加这次集会的名人包括美国劳工领袖哈里·布里奇斯（Harry Bridges）、左翼大律师巴特利·克拉姆（Bartley Crum）、海事劳工领袖约瑟夫·柯兰（Joesph Curran）、太平洋关系研究院大佬弗雷德里克·V·菲尔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美联社驻中国记者冈瑟·斯坦因（Günther Stein，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共产主义同路人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著名摄影记者）、左翼国会议员维托·A·马坎托尼奥（Vito Anthony Marcantonio）等。当然，也少不了好莱坞的左翼精英爱德华·G·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保莱特·戈达德（Paulette Goddard）和约翰·加菲尔德（John Garfield）。
三天的集会最终通过了这样的决议：谴责蒋介石反动分子，敦促本届政府立即从中国撤军。
六、军事和政治上的角力
在延安这边，自八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围攻山西省战略重镇大同。九月底，蒋介石开始对张家口进行报复性打击。这座城市在白皮书中被描述为“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之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它控制着进入满洲里的隘口。抗战胜利后不久，红军在马歇尔的许可下占领了张家口，大量红军士兵正是通过张家口进入满洲，在那里接受苏联的训练和武装。毛泽东不得不宣布解除对大同的围困，希望阻止国民党对张家口的进攻。可见张家口的战略意义之巨大。
但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仍然稳步向北挺进。周恩来慌了，开始采取一切手段逼迫马歇尔进行调停。他甚至做出了恼怒的姿态，离开南京前往上海。马歇尔不得不与他进行远程沟通，期间还去了趟上海，尽力安抚周恩来，在一些谈判要点上进行斡旋。
这个时期的主要争议在于，马歇尔试图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为议会制政府，这是一项不可能的努力。麦克阿瑟将军将这一努力比作将油和水混合起来。讨论的重点是共产党是否同意加入上一年一月的政治协商会议所提议的各种机构，最重要的是由国民党主导的、多党派组成的国务委员会；其次是国民议会和新的行政院或内阁。
问题的核心是：蒋介石坚持要求共产党在这些机构中提名自己的代表，并准备好在联合政府中发挥作用，然后才会停火。而红军首先要求停火。蒋介石的顾虑是，根据过往长期的经验，共产党从未认真履行过任何协议。因此，他认为必须有某种交换条件以显示其这次的诚意。
在国民党占领张家口之前，周恩来不断地向马歇尔提出停战要求。马歇尔甚至公开威胁蒋介石说，如果不停战，红军“将被迫寻求外部支持，例如俄罗斯的援助”。蒋介石对此也作了答复，援引白皮书第 190 页：
“政府控制张家口对于国家的福祉绝对至关重要，政府占领该城市将有助于防止共产党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两周前，周恩来在上海威胁说，除非马歇尔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否则他将（白皮书第 186 页）“ 被迫公开自六月休战以来谈判中的所有重要文件。” 这句话颇有勒索的味道，但是没人知道那些文件是什么。白皮书对此只字未提。但我们知道，马歇尔确实被刺激到了。
事情到了十月初就这样了：蒋介石通过军事行动已经看到了胜利曙光，而红军惊慌失措。10 月 4 日，马歇尔以最强烈的措辞敦促蒋介石放弃张家口。蒋介石说可以，但延安必须拿出诚意来。马歇尔回到自己的住处，决心要打出他的王牌。
七、马歇尔的王牌
他在第二天给杜鲁门的一封信中说，他可能自行返回美国。这表明美国不仅放弃在中国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努力，而且切断与中华民国的脆弱联系（白皮书第 192 页）：
“……这是停止军事行动的唯一途径，并让国民政府那些将军们明白他们不能一边继续武力行动一边拖累美国。”
在这些充满争议的日子里，他多次就他所谓不公平的“武力行动”对蒋介石——中华民国的实际当权者进行训诫。但同时，白皮书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向周恩来做同样的事情。而自从共产党破坏六月休战协议之后，红军一直在尽可能地进行“武力行动”。
马歇尔偏爱共产党的证据就藏在白皮书的每一页中。
白皮书的第 205 页上还有这样一段话：
“马歇尔将军表示，他希望周将军与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正式确定他们是否特别希望他继续担任调解角色，并要求将此事视为一个纯粹的公家提议，不要考虑中国人的面子，因为他对面子不感兴趣。他解释说，他唯一感兴趣的是他是否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为中国做一些贡献。周将军表示，他感谢马歇尔将军的请求，并会将此问题提交给延安的共产党当局。”
但马歇尔的这种善意在蒋介石那里全无。
马歇尔面对中国的国家主席表现得一点都不谦虚，也没有丝毫讨好的愿望。对蒋介石来说，马歇尔为自己的讲话直接、有力且坦率而感到自豪。据白皮书披露，他从未问过蒋介石对他的个人看法。如果说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是热心的下属，那么对蒋介石则是主人的态度，除了一样他做不到的，就是不能明确要求蒋介石服从命令。
马歇尔毫不掩饰他要求杜鲁门召回他，并让礼顿·斯图尔特（Leighton Stuart）大使向蒋介石展示了他给杜鲁门的信。然后，他的计划奏效了。蒋介石历经风雨，抵制住了日本的强大武力和蜜语诱惑，同时拒绝了莫斯科提出的离开美国同盟的建议。他对美国的信任和友谊从来没有改变过。
很多人可能并没有理解他的艰难。苏俄曾经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向民国政府提供与苏联大型国有企业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开发满洲，并暗示如果他同意的话，中共的武装割据将不会是问题。然而，与斯大林联手就意味着与美国决裂，因为这个协议将会把美国永久摒弃在富庶的满洲之外。当然，蒋介石对共产主义始终持怀疑态度，他害怕落入苏联的掌握。
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向马歇尔妥协。白皮书第 192 页这样说：
“当马歇尔将军的行动通过斯图尔特大使传给蒋介石时，蒋介石表示愿意停止对张家口的军事进攻五天，如果美国人坚持的话，可能会更长，条件是共产党立即参与 到五人委员会和三人委员会（他们一直试图通过这些机构达成政治谅解）的会议上，张家口将是谈判的第一个问题。蒋委员长还要求马歇尔将军和斯图亚特博士 第二天早上和他讨论这件事。”
马歇尔的最后通牒忠实反映了当时美国左派和自由派“滚出中国”（get-out-of-China）的呼声，它起到了很大作用。不出所料，共产党拒绝了蒋介石在停战谈判中的所有建议，但马歇尔此时已占据了上风，只有中华民国无条件停火才能让他满意。
正是在这些天里，马歇尔把美国的尊严塞进了自己的口袋，前往上海恳求周恩来至少做出一些让他保全面子的姿态。但是，周恩来拒绝让他的朋友摆脱困境。达成协议、实现和平，以及中国人民的福祉，这些东西与周恩来的思想相去甚远。
10 月 13 日，马歇尔向蒋介石提出要求，根据白皮书第 197 页，他说：
“重要的是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如果共产党是在政府军事行动的压力下被迫遵守各种协议，那么政治谈判和政府重组也不会产生良好结果，因为伤害太深，复仇和不信任的思想就会太大。”
马歇尔的逻辑就是，你蒋介石不能追着共产党打啊！你把他们追的满世界跑，他们心里不服气的。他们不服气，就不会真诚的为中国的未来付出努力呀。你打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给他们太大压力，不然他们就不跟你玩了。蒋介石估计内心也是崩溃的。我跟他们玩？要不是你个小赤佬拦着，我早弄死这帮吃里扒外的罪人了！
三天前，张家口已被国民党占领，赤峰也在同一天解决。有人传言国民政府要在满洲发动新的攻势，国军正在向共产党控制的江西省进军。这时的情况对毛泽东极为不利。然而就在胜券在握的时候，蒋介石却同意发布新的谈判条件，让红军有机会苟活。共产党怎么可能只求苟活？他们的帮手可是马歇尔啊。很自然地，这八大条件被断然拒绝了。
但红军的谈判代表和游说团们此时很慌张，毕竟蒋介石是有能力拿下他们的。所以本来由国民政府保护的共产党代表们强烈要求美国当局用军用飞机把他们送回延安。
马歇尔和斯图亚特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将于 11 月 7 日由他发表的声明草稿。蒋委员长大概不知道，这份声明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在其中，这些把自己称为“调解员”的人强行要求民国政府对共产党无条件停火。
蒋介石提出了最后的抗议，白皮书第 205 页：
“……他不能在他的军事将领和政治领袖们面前支持无条件终止敌对行动，而且他实际上是唯一一个（在他的同事中）相信问题可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的人。”
但马歇尔态度坚决。当蒋介石要求他重新考虑另一份草案时，马歇尔的态度记录在白皮书第 205 页上：
“……他需要有机会与司徒雷登博士一起考虑蒋委员长所表达的观点，因为他非常关心他是否应该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参与起草一份其观点与马歇尔将军以及他认为与美国政府的观点相反的文件。”
这根本就是对蒋介石以及民国政府赤裸裸的威胁。马歇尔的态度如此生硬，与他向周恩来询问延安大佬们对他努力有何看法时是多么不同啊！
蒋介石屈服了。他第二天向所有部队发出无条件停火令。这种屈辱的服从是否拯救了他和民国呢？它解除了禁运吗？它是否带来了延安的合作呢？答案全部都是——没有！
八、共产邪灵的狞笑
然而，它却给共产党带来了急需的喘息机会，也让毛泽东的西方传记作者们长舒了一口气（咱们以后还有钱赚）。这时，毛泽东和斯大林在满洲用美日装备训练的野战军团还没有准备好。同时，我们看到民国将士们的士气受到严重影响。他们在北部和满洲进行了漫长、疲惫、血腥的战役。胜利在望之时被阻止了。这一切，除了禁运和马歇尔对延安红色的偏爱之外，只能让他们得出一个结论——美国抛弃了自己的盟友中华民国。
天平正在逆转！延安的共产邪灵露出了诡诈的笑容。
在争夺中国的友谊和资源的斗争中，美国向莫斯科伸出了橄榄枝。这就是马歇尔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干预的涵义。这场斗争本来可以由中国人自己通过拳头和民意公正的解决。但现在，美国左派玷污了“公正”二字的意义。然而，马歇尔还没打算停手。
马歇尔完成了他的任务后，将在中国停留到 1947 年 1 月上旬。蒋介石兑现了政治改革的承诺，于 11 月 15 日召开了制宪国民大会。延安红军当然不可能高兴。他们不想参与任何民主机构，除非他们拥有完全控制权并可以随时进行颠覆以实现极权主义目的。第二天，即 16 日，周恩来拜访马歇尔，请求乘坐美国飞机前往延安。白皮书第 208 页写道：
“他（周恩来）表示担心国民政府会对延安采取进攻行动，并表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意味着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所有希望都将破灭。”
这种威胁就叫做“无意义的威胁”，这种行为叫做“猪八戒倒打一耙”。因为周恩来和共产党根本就不想和国民党和平相处。
马歇尔将军当然立刻就满足了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的要求，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保护共产主义战士们回到自己的老窝，并尽力安抚他们。白皮书上说：
“……虽然他不知道政府计划袭击延安，但他会对此类行动表示遗憾并强烈反对。他还表示，如果发生此类袭击，他将认为这破坏了他的使命。”
在总结这段经历时，马歇尔认为周恩来破坏和谈返回延安，是因为国民党人对共产党成见太深的缘故。白皮书第 209 页上写道：
“……他们深信共产党不会执行达成的任何协议……共产党只会扰乱他们参与的任何政府。”
当时整个欧洲的经验已经表明：你不可能与政府中的任何共产党人达成一致。不久之后美国社会就意识到，当时国民党对局势的评估是完全正确的。但马歇尔则以非常天真的语言解释了延安拒绝为和平做出任何让步的原因：
“共产党肯定是被自己的疑虑吓坏了。” 这是白皮书第 210 页中的内容，着实让我很想骂人。
12 月 1 日，马歇尔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警告他，不要指望制服延安红军，因为他们太强大了，因此，势在必行的是（白皮书第 212 页）“努力让他们进入政府”。三天后，马歇尔收到了周恩来从延安发来的消息。这位仁兄为重开谈判强加了完全不可能的条件。他还拒绝了马歇尔提出的安抚请求。白皮书是这样记载的：
“周恩来将军的电文没有回应马歇尔将军要求共产党表明其对他调解努力的态度的要求，并且提出了显然不能指望国民政府接受的条件。看来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拒绝了美国的调解。”
周恩来要求解散国民议会，而国民议会目前正在有所保留地通过白皮书所称的“表面上的一份”民主文件。共产党还呼吁将所有国民政府军队重新部署到去年一月份时的位置。那时，红军还占据一定优势。
当时整个国际社会都知道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尽管不情愿，白皮书还是对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上的改革成就表示了一定的敬意：
“在反对极右翼团体方面，他确实在议会中几乎所有其它团体和个人的协助下，发挥了坚定的个人领导作用。议会于 12 月 25 日休会，蒋委员长完全且自信地控制了局势，表明了他有能力凌驾于国民党反动派之上，并通过确保制定民主宪法的行动恢复了他的威望。”
这对马歇尔来说还不够好。白皮书第 215 页：
“宪法的通过只是一个开始。诚实地重组政府和真正执行宪法的唯一保证在于，在中国发展一个真正的自由派团体。”
1947 年 1 月 7 日，马歇尔即将回国索取自己这次任务的奖励——接受国务卿职务。他在告别辞中对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自由派表示赞赏：
“在我看来（白皮书第 687 页），共产党人中有一个明确的自由派团体，特别是那些因厌恶地方政府中明显腐败而转向共产党的年轻人——他们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共产主义）残酷手段之上，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建立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九、马歇尔的共产主义宣言
马歇尔将军 1 月 7 日的声明有两种解读方式。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位处于崇高地位的美国人所发表的最精彩的言论。但具体精彩在何处，谁也说不出来。但是，如果它被解读为一个代表共产主义世界目标的宣传文件，那就说得通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篇非常聪明且有效的作品，旨在让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情况感到困惑，但同时又让他们放心。它想说明，一旦共产党内的自由派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从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反动集团手中夺得了控制权，事情就会好起来的。
另一方面，如果你试图将这份声明理解为，一个美国人被派往中国以促进其国家利益和自由世界的利益，并且阻止共产主义恐怖和苏俄帝国主义的前进，那么你就会傻眼了。你必须特别清醒的回顾马歇尔任务的起源、他给自己的指令，以及被艾奇逊、文森特和希斯搞的乌烟瘴气的国务院远东政策。
白皮书把美国在中国赤化过程中的作用遮盖的严严实实。你根本看不到马歇尔对延安的偏爱。重点是，没有任何文字把中国共产党描述成一个想要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恶魔，只是把它称为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普通政党”。表面上，白皮书说马歇尔的意图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民主形式为载体的美式或英式政府”。
这是他的声明中所有巧妙段落中最微妙、最能令人解除戒心的一段。他承认，新宪法“在所有主要方面都符合去年一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原则”。然而，“不幸的是，共产党人认为他们不适合参加议会，因为宪法似乎已经包含了他们想要的每一个要点。” 对于粗心的读者来说，会认为共产党拒绝参加国民议会真的好可惜但好伟大，似乎是放弃了自己的利益。
在马歇尔引人注目的离别致辞中，没有任何地方暗示了延安红军其实附属于刚刚在欧洲赚的盆满钵满、正在放眼世界的苏俄帝国。毛泽东和周恩来长期以来与克里姆林宫勾结并受其恩惠、接受其指挥。在雅尔塔会议上被出卖的满洲，此时正在苏俄的管制下为中共提供培训和武装物资，以便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能够接管整个中国。斯大林想让中国变成莫斯科统治下的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一再违背对中国和美国的承诺，阻止民国政府在 1945 年 8 月成为战胜国后对满洲行使主权。想想看，没有人在任何地方对此进行任何指责。
我再强调一遍，如果你认为马歇尔是一位对祖国忠诚的美国特使，你首先会感到困惑，然后感到愤怒，最后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发表这样致辞的作者是美国派遣到国外的最无能的人。但是，如果你能从字里行间读出它所代表的苏俄利益，认识到它是共产主义理念的宣传文件，你就会被它的说服力以及作者的“才华”所震撼。
马歇尔在致辞中对共产主义统治世界的渴望保持了令人震惊的沉默。如果这番言论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发表，人们可能根本不会相信俄罗斯有什么致命意图。1947 年 1 月，在马歇尔与苏俄帝国在满洲并肩作战了十三个月之后，在国际范围内的明眼人都已窥见共产主义的黑暗开始笼罩欧亚大陆的时候，马歇尔却认为自己的中国之行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解决了根本问题。
陈纳德将军是清醒的。愤懑的他在自传《战士之路》（Way of a Fighter）的前言中写道：
“马歇尔访华的最终结果与史迪威早期的经历大致相同。（国民）中央政府逐渐强大的趋势被扭转，军事天平再次转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未完待续……出卖欧洲的“马歇尔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