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上一篇文章的重点，就是马歇尔在艾奇逊（时任国务卿）和文森特（时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的协助下制定了有利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政策”。然后马歇尔亲自前往中国以确保该政策的贯彻执行。最后，他回到美国接任国务卿一职，以保证白宫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看护该计划的发展——把中华民国出卖给共产党。
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促使杜鲁门总统用马歇尔这样一名职业军人取代了伯恩斯这个纯正的政治家来承担美国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任务。而且，马歇尔刚刚将中国出卖给了共产党。杜鲁门知道这一切的真相吗？
不仅是中国问题，当时的欧洲问题也同样复杂。比如 1947 年年初的希腊。当时马歇尔在美国左派（leftists）和自由派（librals）中的威望极高。一直阅读我文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当时美国的传媒舆论是控制在以 I.P.R. 主导的左派手中的。他们对马歇尔的赞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延安的百依百顺。
“杜鲁门在任命马歇尔时以及之后对马歇尔的信任超过了政府中的任何人，甚至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人。确实，有时当他的一些幕僚认为马歇尔令人压抑又不太会变通时，他就会跳起来。他敬仰马歇尔就好像罗伯特·E·李（Robert E. Lee）敬仰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那样。” 【乔纳森·丹尼尔斯（Jonathan Daniels），传记《独立之人》（Man of Independence），第 316 页】
这就有些奇怪了。这种敬仰从何而来的呢？总统周围是不是存在什么隐藏的、未公开的力量在影响他的情绪和他任命马歇尔为国务卿的意愿呢？
无论这其中隐藏着什么样的黑暗势力，马歇尔成为国务卿确实让他与迪安·艾奇逊的接触更加密切。麦卡锡参议员曾全方位的研究过艾奇逊的公开言论。他也曾在证人席上观察过这个油嘴滑舌、目空一切的美国罪人的举止。反思了他的职业生涯让麦卡锡得出一个结论：他在国际事务中似乎并不忠于美国，而是效忠于英国工党政府，其次是克里姆林宫。艾奇逊遇到的唯一麻烦是英国工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政策分歧。这种情况当然在亚洲很少见。然后他会不情愿地追随伦敦的号令。
这种情况在美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政策上表现极为明显。
那么杜鲁门总统在中间扮演什么角色呢？即使杜鲁门最坚定的支持者也会尴尬的承认他其实并未真正理解这些问题，无论是大局还是细节。他所展示出来的是在旁人协助下完成的。请注意他对马歇尔的崇拜，还有他对艾奇逊人品的过度赞许。面对压力，他始终不愿意解雇艾奇逊。我认为很明显，在这些生死攸关的大事上，杜鲁门总统一直是马歇尔和艾奇逊的傀儡。
一、远东的余音和莫斯科的贪婪
在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两年里，中国问题始终是美国关注的焦点。对中华民国援助的争议从未停歇。美国在满洲开放的问题上与苏俄发生过摩擦。白皮书告诉我们，1947 年期间，美国政府曾两次抗议斯大林侵占大连港。该港口的自由在 1945 年 8 月莫斯科与中华民国签订的条约中是得到保障的。但每次美国国务院的要求都遭到苏联的拒绝，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斯大林的借口是该条约允许俄罗斯在与日本交战时封锁该港口。战争不是结束了吗？从技术上来说并没有。因为日本投降之后直到 1951 年 9 月 8 日，没有人签署过任何“和平条约”。由于马歇尔在雅尔塔会议前后的努力，苏联才得以正式参与这场战争。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国务卿马歇尔拒绝对苏联在满洲问题上的厚颜无耻采取任何行动。
马歇尔担任国务卿期间，对中华民国政府仍然百般刁难。当然，这绝对符合莫斯科和延安的利益。
1947 年春天，和平时期新世界格局的斗争——冷战展开了。马歇尔几乎还没暖过他的办公椅，就前往莫斯科参加了一场与苏共政委们对美国毫无好处的会议。美国通过这次会议原谅了苏俄共产政权的所有罪恶。当然，你从主流历史界得到的信息是：这次会议的首要目的是审议与德国的和平条约。
3 月 7 日，国务卿马歇尔在启程前往莫斯科之前，下令召回最后一批在华北地区协助维持社会稳定的海军陆战队员。这是美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舆论要求。这消除了美国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最后一个保证。4 月 2 日，在莫斯科，马歇尔向莫洛托夫承诺，海军陆战队将“尽快”回国。但他并未把这个巨大的让步与美国利益捆绑，并未向莫斯科要求任何东西。他纯粹就是在延安、美国左派和自由派的鼓动下做出的让步。
在莫斯科召开的这次部长级会议是苏联恶劣态度的一场敷衍展示。会议期间没有达成任何目标。直性子的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将军讨论了奥地利问题；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则在场讨论德国问题。 正如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可计算的风险》（Calculated Risk）一书中第 486 页所说：
“我觉得马歇尔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担任国务卿，然后几乎立即前往莫斯科处理许多复杂的问题，然后他才有时间熟悉基本细节。
“然而，当我们在柏林（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会面时，我很惊讶地发现我们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在波茨坦以来最重要的会议前夕，每个人却仍在讨论我们应该在莫斯科做什么。”
但是，莫斯科的氛围应该很适合马歇尔。斯大林曾多次不遗余力地对美国人发表赞扬性言论。在莫洛托夫（Molotov）举办的晚宴上，马歇尔在晚礼服上佩戴了苏沃洛夫（Survorov）勋章。他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通常情况下，与斯大林交谈的西方领导人会用某种方式让公众了解他们与独裁者之间的整个对话。而马歇尔则不然，虽然他他确实在广播中指出这次会议的失败。
斯大林对这次会议的评价是：“只是侦察部队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次小冲突和擦肩而过”。会议的主题是德国应该形成什么样的自治。马歇尔返回华盛顿后在 4 月28 日参与电台访谈。他说，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的障碍是“苏联政府坚持建议在德国建立一个适合于采用绝对控制的中央集权政府”。他总结道：“当医生太过深思熟虑时，病人正在失去生命。”
可以推测出的是，马歇尔与斯大林私下谈话的一个主题是“满足俄罗斯的要求”。这是去年六月霍普金斯在莫斯科时首次听到的。莫斯科要求恢复欧洲战争结束时被取消的第四次租借协议中的某些项目。
马歇尔返回华盛顿几天后会见了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Styles Bridges）以及国会议员泰伯先生（John Taber）。
马歇尔来见这些先生当然是为了那个他非常渴望的项目，即为斯大林恢复价值约四千万美元的租借协议，苏联人以某种扭曲的逻辑声称这是他们应得的利益。国务卿后来告诉公众，他是以私人朋友的身份与国会先生们进行接触并请求拨款。
根据这两位议员的回忆，马歇尔说：“我们必须……在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中……就像凯撒的妻子一样无可非议。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没有兑现我们做出的每一项承诺。”
有人问过国务卿是否知道这四千万美元涵盖什么样的物资。他说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带清单。随后此人被告知，所讨论的清单包括要求在西伯利亚建造两个工厂，用于提炼航空用途的高辛烷值燃料。马歇尔最终未能获得拨款。
在我看来，这次莫斯科会议对美国的唯一好处是，在国会制定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政策时，马歇尔不在华盛顿。鉴于他对英国在地中海利益的厌恶态度，他肯定不是东地中海福莱斯特计划（Forrestal plan）的真正倡导者。那年，美国投票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做法是杜鲁门政府对整个战后遏制苏俄扩张所采取的最具政治家风范的行为。
二、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起底
马歇尔与“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无关，他有自己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主流声音不会告诉你，这两个概念和计划虽然在政府宣传的影响下在公众心目中已经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但仍存在着巨大差别。乔纳森·丹尼尔斯（Jonathan Daniels）在他的著作《独立之人》（The Man of Independence）第 321 页认为，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大西洋公约“都是同一个计划中的不同步骤，也是同一个国家政策的不同部分”。这个论调极具误导性。
1947 年 3 月发生的事使美国社会迅速接受了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支持。它在最高执政圈子中的主要支持者是詹姆斯·V·福莱斯特（James V. Forrestal，我在《高尚者的墓志铭》中介绍过的第一任美国国防部长），一位复杂而有天赋的政治家。他和许多美国人一样清楚地看到了苏俄扩张的方向。由于福莱斯特对抵制共产主义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被苏联安置在美国的工具所摧毁。
对福莱斯特的人格诽谤是由精通语言上冷嘲热讽和个人诋毁的大师、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Drew Pearson）领导的。福莱斯特充满疑点的精神错乱和经不起推敲的悲惨自杀，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皮尔逊和其他共产主义阵营追随者的活动，我不好下定论。我只能说，他们的任务就是一定要消灭他。
对于总统身边的人来说，当时的局势极为紧迫。因此，杜鲁门缩短了假期赶回白宫，并于 3 月 12 日请求国会支持一项针对这些国家的援助计划，以保护它们免受现实中及预测中的共产主义侵略。总统要求为希腊提供 4 亿美元，为土耳其提供 1.5 亿美元。这些钱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主要是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其次是经济援助，重点是重建希腊的港口设施和铁路以用于军事目的。从美国的国际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政策。它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利益，但不符合莫斯科的利益。国会以参众两院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该援助法案。
那些坚定的爱国者们，如福莱斯特这样的美国人，相信针对苏联的不断侵犯必须以坚强的抵抗意志来回应。此时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当总统继续将该政策纳入更大框架时，可以看到它们在白宫暂时处于优势。
5 月 8 日，福莱斯特的希腊-土耳其援助措施扩大成为“杜鲁门主义”。那天，是迪安·艾奇逊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代替总统发表讲话。为什么呢？因为杜鲁门当时正焦急的守在白宫的电话旁，等待在密苏里州格兰德维尤（Grandview）病房里年迈母亲的消息。因此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克利夫兰发表演讲，于是把这一任务委托给了艾奇逊。这是一次重要的、但充满混乱矛盾气氛的演讲。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马歇尔计划”的提前表述，而一个月后的 6 月 5 日，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才首次全面阐明总统的意志。
但这不是事实。克利夫兰演讲和哈佛演讲的唯一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设想将大量资金从美国纳税人的口袋转移到其它国家的口袋。艾奇逊在克利夫兰是这样说的：
“由于世界需求超出了我们的供应能力，我们将不得不把紧急援助集中在最有效地建设世界政治和经济稳定、促进人类自由和民主制度、促进自由贸易政策并加强联合国的权威等方面。”
美国政府将如何确定援助将发送到何处呢？艾奇逊在克利夫兰给出的答案是：
“那些寻求维护独立、民主制度和人类自由以对抗内部或外部极权主义压力的自由人民，将获得美国重建援助的首要优先考虑。正如杜鲁门总统坦率地承认，‘极权主义通过直接或间接侵略强加给自由人民的政权破坏了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破坏了美国的安全。’”
请记住，这不是艾奇逊的想法，而是杜鲁门的演讲稿。艾奇逊只不过被要求朗读而已。这是一份根据福莱斯特计划起草的演讲稿，而不是艾奇逊和马歇尔的想法。
我们也许会认为这篇演讲得不到莫斯科的赞许。毕竟美国想要倾注无尽的资源去帮助苏联共产主义扩张所针对的目标国家。但美国的政策需要盟友。那些支持对抗苏联的国家会很快站出来。如果这是一种测试的话，那么斯大林马上就会知道在他的帝国扩张道路上都站了些什么人，虽然表面看起来他是惹上了很多麻烦。
当总统 5 月17 日飞往堪萨斯城探望弥留之际的母亲时，他可能不知道大局已定。
6 月 26 日杜鲁门的母亲去世之前，他一直待在堪萨斯城弥尔巴赫酒店（Hotel Muehlbach）顶层的套房中处理华盛顿的事务。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马歇尔和他那位神秘的顾问撰写了启动“马歇尔计划”的演讲。
那么问题来了。当杜鲁门心烦意乱的照顾病危的母亲时，这份演讲稿究竟有没有送到他面前去批阅呢？会不会只是有人告诉他，这是“杜鲁门主义”的补充而已？
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描述了欧洲经济的混乱、饥饿和物资短缺之后所说的是：
“合乎逻辑的是，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经济恢复正常、健康，否则就不可能有政治稳定和有保障的和平。”
国务卿所设想的援助会不会基于抵制苏联侵犯和阴谋的经济状况调查（means test）而存在任何歧视？他说没有：
“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任何国家或主义，而是针对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其目的应该是世界经济的复苏，从而出现一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让自由政府体系可以存在。我相信，随着各种危机的发展，这种援助绝不能是零敲碎打的[这是对希腊-土耳其援助计划的直接打击]。本届政府将来可能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应该能够彻底解决问题，而不是保守治疗。”
那么谁应该获得援助？
“我确信，任何愿意协助复苏任务的政府都会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任何企图阻止其它国家复苏的政府都不能指望我们提供帮助。此外， 那些试图使人类苦难永久化并从中获取政治或其它利益的政府、政党或团体将遭到美国的反对。”
到这里不知大家是否已经看出来了，马歇尔计划从根本上和福莱斯特计划以及杜鲁门主义是南辕北辙。当然，演讲的最后几句话只是粉饰门面，用无伤大雅的话语重述了杜鲁门-福莱斯特主义，毫无意义。当马歇尔迫不及待的将计划中的好处提供给苏联及其东欧附属国时，他们的虚伪就暴露无遗了。
杜鲁门-福莱斯特的计划承诺将美国的财富提供给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努力在外部和内部共同打击共产主义。而马歇尔计划却消除了这重要一目的，这一点不需要我详细阐述：
一个是公平地将西方自由世界打造成一个对抗苏联帝国主义的重要工具；
另一个则将艾奇逊在克利夫兰演讲的整个辉煌概念简化为纯粹的慈善事业，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对美国没有任何政治价值。
借用一些反对他计划的人的说法——马歇尔所做的就是将欧洲纳入“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府救助机构，也是之前文章中提过的马歇尔的发迹之地）。
福莱斯特计划能够增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与苏俄冲突中的实力。但是，在欧洲使用马歇尔计划而不是福莱斯特计划的结果是，美国成了现代世界的顶级替罪羊，引起了欧洲的蔑视和怀疑，并在 1951 年夏天放弃了与美国在朝鲜并肩作战的想法。
除了希腊和土耳其之外，整个欧洲没有可靠的盟友成为美国慷慨资助的受益者，而西班牙根本没有出现在谈判桌上。在西德方面，美国无法有效利用其资源来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因为国务院已经定下了基调——西德的 4800 万人民并不热爱和平。
杜鲁门-福莱斯特计划所采用的经济状况调查包括西班牙。马歇尔计划则排除了西班牙，但有意图的包括了苏联。我不认为马歇尔作为国务卿公然歪曲其老板重要的国家政策的行为是无意或偶然的。我认为，这是他对美国人民善意的恶意欺骗。我认为，这是他敌视自由社会意志的产物。马歇尔计划受到了左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那些试图指出它与杜鲁门主义之间巨大差异的人，都被斥为“吝啬的反动分子”。
麦卡锡投票支持了马歇尔计划，因为它有一些好的方面。例如，救助欧洲饥饿的人民。麦卡锡当时坚决主张，美国提供的食物和衣服应该是根据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作为礼物送给有关政府，再让政府出售给饥饿的人们。还有一点就是，工业振兴的资金应该直接贷给相关行业，以该行业的资产作为担保，无论该担保多么不值钱。但绝对不要像马歇尔计划所提议的那样，通过腐败的社会主义政府来倾注资金给整个行业。
最终马歇尔计划还是通过了，许多像麦卡锡一样投赞成票的议员认为，最起码欧洲会得到一些帮助。
三、马歇尔计划反思
在马歇尔自二战初期以来的所有重大努力中，挫败福莱斯特计划大概仅次于马歇尔的对华政策，因为它对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国际野心有巨大帮助。尽管苏联出于面子拒绝并禁止其东欧附属国接受马歇尔计划的资助，但欧洲一些应该受到资助的国家也没有得到好处，反共产主义联盟没有实质性进展。而且，这丝毫不影响美国卖国者们继续努力。
从苏联的角度来看，拒绝资助至少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接受它就意味着在全世界承认苏联的工业规模、实力和威望不如美国。这对于冷战格局的建立可不太友好。其次，接受这种援助可能意味着美国可以对东欧事务进行干涉。当然，美国已经在这些国家派驻了许多人员，他们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以及 “经济合作管理局”（ECA）的身份进行工作。这并不应该成为莫斯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对其经济的某种干扰。
最关键的原因其实是，克里姆林宫不可能允许东欧成百上千万刚成为共产主义奴隶的人民对美国这个自由国度产生感激之情。
很让人好奇的是，马歇尔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个计划呢？当时美国已经有了杜鲁门-福莱斯特计划，他为什么要认为需要另一个计划呢？是什么原因让他介入此事？除了那些为苏联的利益服务的国家外，整个欧洲都对杜鲁门主义感到满意。除了莫斯科之外，国外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谁在推动马歇尔呢？
这里有一条可能的线索。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布劳德（Earl Browder）的题为《德黑兰——我们的战争与和平之路》（Teheran—Our Path in War and Peace）的书。这是一本内容丰富、值得一读的书。布劳德在书中从苏联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德黑兰会议的真正意义，并为美国和苏联在这次会议上的利益团结由衷感到高兴。这本书的内容几乎完全符合马歇尔计划中所包含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海外慈善事业的愿景。事实上，1945 年，也就是马歇尔计划提出的两年前，布劳德就已经在他的书中给出了“马歇尔计划”和政府“第四点计划”（Point 4 Program）的几乎完整的蓝图。
让我们再次简要比较一下针对希腊和土耳其的福莱斯特计划（被错误地称为杜鲁门计划）与针对整个欧洲的艾奇逊-马歇尔计划。
令人欣慰的是，杜鲁门为希腊和土耳其采纳了福莱斯特计划，为那些愿意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人们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军事援助——使他们足够强大，能够抵御国际共产主义的侵蚀。当然，经济援助会使军事援助更加有效和可行，但任何时候的重点都是直接的军事援助。事实证明，福莱斯特的计划非常成功。
马歇尔计划则完全相反。它包括了向整个欧洲提供最大程度的经济援助，而不考虑西欧的任何军事防御。事实上，马歇尔的总体目的是在经济上建设该地区，但从军事角度使其处于无防御状态。马歇尔计划完全符合共产主义俄国在整个西欧建立权力真空的愿望。
1947 年夏天，华盛顿的建议是这样的：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数亿美元，以帮助它们免遭苏联帝国主义浪潮的吞没；向欧洲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而不向中华民国提供一分钱。
这位国务卿为他在欧洲各地进行的大规模且毫无回报的撒币行为打开了财政部的大门，却只字不提对中国的援助。直到（第八十届）国会表示，除非将对华援助纳入计划，否则他们将不支持对欧洲的援助，国务院才提出向中国提供类似的非军事拨款。它要求在 15 个月内筹集 5.7 亿美元。马歇尔在提交给国会的法案中规定，这笔钱应该同等地分配给他的朋友延安共产党和美国的盟友中华民国。
四、马歇尔背叛中国的再反思
1951 年 6 月，艾奇逊在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面前的证词是一次有组织的捏造，其规模之大令人发指。艾奇逊重申，本届政府从抗战胜利日（VJ Day）到 1949 年期间向“中国”提供了 20 亿美元的赠款和信贷。他搜肠刮肚才搞出这个数字来。其中包括战争遗留下来的数亿美元的租借协议；包括近 50 万美元估计是美国为中国提供的 UNRRA 的份额——民国政府却要和共产党分享这一利益；还有大约 60 万美元的“服务费”，其中主要是运送中华民国军队进入中国北部、东部和满洲接受日本投降的费用；还有用于内部重建的大约一亿贷款等等。
如果我们相信艾奇逊，那么这二十亿美元中有一半是“军事援助”。这是他的大骗局中最荒谬的一面。但任何认真研究过记录的人都会发现，从抗战胜利日到 1949 年，中华民国获得的所有军事援助（无论是赠款还是信贷）只有：
魏德迈耶在 1945 年秋天完成的为国民党军队提供装备和弹药的租借协议的余额；
1948 年春天国会投票通过的 1.25 亿美元拨款，还遭到国务院和商务部的恶意破坏；
1946 年，在剩余战争物资中发现的少量残留军事物资被卖给了中华民国。随后马歇尔为了尊重他的朋友周恩来而获得了一项总统命令，禁止将任何战斗装备包括在内。
马歇尔和艾奇逊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欺骗美国人民？根据公开的记录，美国未能协助中华民国与以延安共产党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战争。事实上，拒绝援助美国的盟友是那届政府一以贯之的政策。我指的是杜鲁门 1946 年 12 月 18 日的政策声明，在该声明中，他不管不顾苏俄意图操控所有东欧政府的充分证据已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开来的事实，反而严厉地要求蒋介石接受延安红军，否则会招致他的不满。我想特别强调杜鲁门所说的以下内容：
“中国同意购买美国在中国以及 17 个太平洋岛屿和基地拥有的所有剩余财产……特别是考虑到热带条件下露天储存的材料迅速恶化，以及迫切需要部分缓解中国人民严重的经济困难……飞机、所有军事作战物资和中国境外的固定设施都被排除在外。（这是在国民党内战占优时，马歇尔在延安红军的敦促下坚持完成的）因此，该购买协议没有包含可用于打内战的武器。”
艾奇逊在白皮书的前言中说道：
“协助民国政府的第二个目标……我们从 1945 年到 1949 年都在积极追求。”
这是故意欺骗。美国不仅没有积极地帮助中华民国，而且马歇尔还通过禁运和刁难战略剩余物资的购买而切断了蒋介石急需的后援。
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艾奇逊在这件事上的道德败坏。
艾奇逊 1947 年 3 月 20 日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证词，当时他反对向中国提供军事建议和物资，他说：
“中国政府目前的处境与希腊政府不同。它并没有接近崩溃。它没有受到共产党的威胁。它目前与共产党的战争已经持续了 20 年，和过去一样。”
接下来是艾奇逊在白皮书的转递信（ Letter of Transmittal）中所说的，他在 1947 年时反对援助民国是认为当时没有必要，而在 1949 年时已经太迟了：
“不幸但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祥结果超出了美国政府的控制范围。这个国家在其能力的合理范围内所做的或可能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这一结果。这个国家未采取的措施也导致了局势的崩溃。”
任何泯灭良心撒下如此严重谎言的人都应该面对上帝的怒火。事实太显而易见，美国不仅没有协助中华民国避免“中国内战的不祥后果”，而且除了提供武装和培训延安红军之外，还竭尽全力把决定权交给他们 。对于这一结果，有两个人比任何其他美国人都负有更大的责任，他们的名字是：
乔治·C·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和；
迪恩·G·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
于是他们又开始隐藏、搪塞和欺骗。这就涉及到魏德迈耶（Wedemeyer）访华的任务了。早在 1947 年，美国公众就对中国不安的局势感到好奇。民国的朋友们已经在问：如果我们能够如此慷慨地承担英国的负担，为什么我们不能照顾我们在中国的重要利益呢？于是魏德迈耶于 1947 年夏天被派往中国。
他于九月份返回并向总统提交了他的报告，这份报告客观、坦率，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正在向中国逼近，将会给美国带来灾难，这一点我们怎么赞许都不为过。魏德迈耶在中国时，中华民国在军事上仍占上风，但供给问题日益严重，他于是提出了缓解措施。
魏德迈耶的报告让马歇尔非常不高兴。起初，马歇尔认为可以对其进行修改，以适应他的长期目标。一组国务院官员被派去重写这份报告。我想知道其中是否包括希斯和文森特。然后韦德迈耶拒绝签署这份歪曲事实的报告。于是马歇尔将整份报告搁置起来，压制了近两年，最后才被插入到白皮书的附件中。
马歇尔为什么一定要封锁魏德迈耶报告呢？真正的答案可以从该报告的性质和语言中找到——这是对马歇尔政策和使命意图的明确否定。马歇尔提出了两个借口。其中一个是为了满足密歇根州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时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文件发布要求，这其实是他捏造的。第二个借口是说魏德迈耶建议联合国托管满洲。这个借口模棱两可，但表明了马歇尔对华政策的目标和宗旨。
不幸中之万幸，范登堡参议员写给爱国者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Alfred Kohlberg）的两封信的影印本都得以保全。如果没有科尔伯格为揭露真相所做的不懈努力，我们可能对爱国者们被欺骗一事完全无知。范登堡的第一封信日期为 1947 年 11 月 24 日，其中写道：
“我认为，（魏德迈耶报告）的发表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而且我认为我是作为一位公认的中国的朋友发言的。我私下里给你举一个例子。该报告充满了许多知名人士（包括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意见，它们都是在保密授权下获得的。据我认为是无可挑剔的权威告诉我，这是事实。”
范登堡被马歇尔骗了，他根本不希望魏德迈耶的报告发布。科尔伯格则告诉范登堡，他担心“国务院、可能在总统行政办公室、也可能在预算局的一个阴谋集团在远东的目标与我们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相冲突。”
他对整件事的印象很清晰：“所谓的两党外交政策被用作盾牌，以向像你这样关心该政策的共和党人掩盖其隐藏的目标。”
尽管遭到马歇尔的反对，魏德迈耶的报告终于得以发表。但是，其中是否包含了像范登堡第一封信中提到的任何中国人或美国人的机密声明呢？ 当然没有。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马歇尔完全是捏造了这个借口。简而言之，他对范登堡议员撒了谎。就像 1950 年 9 月，他在证人席上就对华政策的制定撒了谎。
他在这方面是惯犯。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早上，他谎报了自己的行踪。首先说自己在骑马，然后说自己在迈尔堡（Fort Myer）的家中。但是在阿瑟·厄普姆·波普（Arthur Upham Pope）关于李特维诺夫的书中，马歇尔的名字出现在一众美国人之中。当天早上，俄罗斯大使乘飞机抵达华盛顿时会见了这些美国人。
我们能从这一系列的谎言中得到什么结论？是不是至少应该看清其作者的性格呢？曾几何时，美国军官的诺言比生命都重要。诚实是从学院开始就刻进美国军官骨子里并伴随它们整个职业生涯的。这是整个世界尊敬美国的原因，是美国军人天之骄子荣誉感的来源。马歇尔将军曾经是美国武装部队的首脑。撇开二战开始以来他那颇具破坏性的公共行为不谈，只在亚洲问题上，一个经常说谎、只要方便就诉诸谎言的人，是否应该成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榜样呢？
压制魏德迈耶报告的第二个公开借口是其在报告中建议托管满洲。韦德迈耶确实如此推荐过。以此借口得出的推论是，发布他的报告将冒犯中华民国。如果我们回顾中国在 1947 年的立场，即继续对满洲宣示主权，以及杜鲁门和马歇尔自 12 月以来对蒋介石的粗暴和轻蔑的对待，那么这个借口就站不住脚了。1945年以后，美国何时考虑过中华民国的感受了？ 这一借口背后的真正原因是，这样的提议会得罪的不是中国，而是苏联。由于雅尔塔协议，斯大林对满洲垂涎欲滴，绝不松手。即使他有可能放弃，也只会是把满洲拿来与中共分享。
总而言之，基于托管满洲而压制报告的借口也是一种欺骗。其真正原因完全符合马歇尔对华政策的整个模式，是 1945 年秋天以马歇尔为主要倡导者酝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国以及整个亚洲交给苏联！
1947 年秋天魏德迈耶的报告被搁置的时候，当时民国政府仍然有机会在美国的帮助下击败由苏联扶植的中国共产党。到了 1949 年，当该报告引起公众关注时，这种希望已经破灭，而马歇尔对中国的计划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取得了成功。魏德迈耶报告的几乎每一行都直接或间接否定了马歇尔政策。
魏德迈耶确实指出了中国政府改革的必要性。但不能采用马歇尔的逻辑，因为这个政府的腐败问题，所以就应该把它交给共产党。这是放屁！顺便说一句，艾奇逊在罗素委员会（Russell Committee）面前大张旗鼓专门讨论了韦德迈耶报告中有关中国腐败的那一小部分。
魏德迈耶报告被压制还有一个原因。马歇尔不愿意提及苏俄问题。魏德迈耶向总统所作的整个汇报都是出于对这个问题紧迫性的本能反应。比如说：
“今天，热爱自由的人民的愿景和崇高目标正受到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十年期间在欧洲和亚洲活动的那些邪恶势力一样的危害。这种模式很常见——使用特工、渗透以及暴力威胁、煽动骚乱、扰乱正常经济，从而破坏民众对政府和领导人的信心；不顾人民意愿夺取权力——所有这些手段都是精心设计和暴力实施的，目的是为夺取权力建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创造有利条件 。这种模式存在于远东，特别是邻近西伯利亚地区。”
换句话说，就是满洲。魏德迈为何提出托管满洲呢？ 这是否违背中国的利益呢？他在报告中说：
“满洲的局势已经恶化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防止该地区成为苏联附庸国的程度……这会给中国、美国和联合国带来困难。最终可能会导致产生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苏联对和平的威胁呢？
“过去两年希望苏联强大的各种事件表明，绥靖政策是徒劳的。（美国只）采取了和解或合作的态度，而非战术上的权宜之计。苏联在已经占领或统治的国家通过秘密警察的残酷手段和对人民日益增加的政治和经济奴役完成了侵略性扩张。苏联文献，经共产党领导人一再证实，揭示了一个明确的扩张计划，其野心勃勃的范围和危险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纳粹主义计划。”
“因此，在试图解决远东问题时……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掌握主动权，以建立自由的堡垒。”
美国在远东的困局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俄罗斯重新进入满洲，后来又停止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从而间接协助了苏联在远东的计划。”
魏德迈耶建议将问题提交给联合国，由联合国对满洲建立托管。建议中国不断表现出改革政府结构的意愿。建议美国提供官方军事和文职顾问来协助中国进行这些改革。
魏德迈耶将军的报告有没有说要对中国军援呢？迪恩·艾奇逊在 6 月 4 日向罗素委员会作证时表示：
“尽管他（韦德迈耶）的实际建议并没要求提供军事援助，但可以将其解读为要求了。”
尽管中华民国军队在 1947 年 9 月占领了延安，但满洲的局势已经几乎不可救。正如魏德迈耶在白皮书第 808 页上所说，“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防止满洲成为苏联的附庸国” 。
在其它地方，国民党军队面临着严重的压力，并且遭受了战略领导不力的困扰。韦德迈耶说：
“鉴于物资和有能力的下级军官持续严重短缺，陈诚将军（国民党满洲新任司令）能否组建一支强大的统一部队值得怀疑。”
但此时红军既不缺物资，也不缺乏训练有素的指挥官，这一切都是由苏联在满洲提供的。
魏德迈耶如何看待中国对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性呢？根据白皮书第 809 页：
“苏联影响力和实力的任何进一步扩张都将不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在战争时期，中国的敌意将导致我们无法获得中国沿海地区用作轰炸袭击集结地的重要空军基地以及重要的海军基地。如果它被苏联或与苏联友好的政权控制，可以为敌方提供许多温水港和空军基地。我们在日本、琉球和菲律宾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将受到短程压制性的空袭。此外，贝加尔湖以东西伯利亚的工业和军事发展可能会使满洲地区或多或少地自给自足。
“另一方面，一个与美国友好或结盟的统一的中国不仅会提供重要的空军和海军基地，而且从其规模和人力的角度来看，会成为美国的重要盟友。”
这些战略考虑对于美国与远东的关系至关重要。认识到这些因素，魏德迈耶明确或含蓄地提出建议，即我们应将中国视为盟友并予以维护。如果韦德迈耶将军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事情，那么马歇尔将军难道不是这样理解吗？他和魏德迈一样，都是职业军人，接受过战略训练。
魏德迈耶具体建议如何支持中国对抗延安红军的内战呢？ 他有一个六点计划。
首先，中国有 16,000 辆机动车辆无法使用，主要是缺乏零部件的卡车。而美国本来同意提供但没有做到。
“（韦德迈耶说）美国在道义上有义务完成这个计划。”
其次，美国应该允许中国购买军事装备。在报告的 811 页：
“自从近两年前完成 39 个师的装备计划以来，供应量很少。因此，军事装备存在许多短缺，这对国民党的军事努力不利。应该为中国建立信贷，以购买所需的必要军事装备以实现在美国督导下的陆军和空军的振兴。如果没有这种援助，他们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购买的设备就毫无价值，或者很快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因为将无法获得零部件来保持设备使用。”
还记得艾奇逊信誓旦旦的证明在抗战胜利日至 1949 年间向中国提供的数十亿美元军事援助吗？这是多么可怕的欺骗啊。国务卿多次宣称中华民国不是因为缺乏装备和弹药而失败。魏德迈耶在 1947 年 9 月作过这样的评论：
“7 月份，海军在青岛遗弃了 335 吨弹药，这些弹药被国民党收回。然而，国民党军队仍然抱怨各种类型和口径的弹药短缺。除非从国外来源补充，否则不久的将来将会出现严重短缺。
“协助中国政府获取弹药是（美国）应该遵守的道德义务。”
总而言之，魏德迈耶在报告第 814 页说：
“美国应尽早向中国提供切实可行的道义、顾问和物质支持，以防止满洲成为苏联的附庸国，支持反对共产主义扩张，并为中国逐步发展稳定做出贡献。”
难道这不是一个很中肯的建议吗？为什么马歇尔要压制它呢？
五、用谎言掩盖谎言
六个月后，即 1948 年 3 月 10 日，美国人看到中国的局势每况愈下。马歇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 1945 年 12 月的倡议——要求中国建立统一政府是否仍然是美国的政策。他说，回答这个问题会让国务院陷入犹豫。到 1948 年春天，除了马歇尔之外，没有人再公开支持这一政策。因此，国务院试图解救他，并在第二天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马歇尔当时理解错了。他以为记者的问题是问 1945 年 12 月 15 日的总统声明是什么，那当然是支持中国统一。随后，国务院编辑了国务卿的言论，变成了——共产党人在中国公开叛乱。是否让他们加入政府是中国的决定，而不是美国的。
总统此时也完全混乱了。3 月 11 日，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他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你仍然坚持中国政府中应该有共产党人吗？”杜鲁门回答说，1945 年 12 月 15 日的声明“仍然有效”。然后他添加了一个矛盾的解释，即“如果我们能帮助的话，我们不希望共产党人进入中国政府或其它任何地方。”这让访者感到困惑不解。
3 月 10 日和 11 日的问题是由有关对华援助的公开讨论引发的。此类要求不断增加。然后召开了第八十次国会大会。民国的朋友在这次会议上有支持。因此，国会拒绝了马歇尔提出的 7.8 亿美元非军事援助法案，拨款 2.75 亿美元用于经济援助，1.25 亿美元用于军备，以帮助蒋介石在艰难时刻对抗苏联帝国主义。这笔钱虽然不够，但如果能立即转化为弹药，中华民国军队也许不会那么快溃败。
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历史上对国会意志一次最令人震惊的颠覆。在马歇尔和艾奇逊领导下，在一位完全不了解局势且顺从的总统的庇护下，美国国务院决定将中华民国交给苏俄共产主义。1948 年的对华援助法案的实施过程就是极好的证据。
法案批准后整整两个月，国务院什么也没做。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一直恳求马歇尔执行计划，但没有用。6 月 2 日，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布里奇斯（Bridges）先生就这一延误向白宫发出了一份强烈的照会。总统于是写信给国务院和财政部，实际上授权他们采取行动。但总统太过依靠他的国务院顾问们，把事情搞砸了。我确信这是他们故意的。 他授权执行机构只能从商业供应商那里购买军事物资。这些来源没有库存。直到 7 月 28 日，即该法案通过四个月后，国防部才被授权从自己的库存中发货。
直到 11 月 9 日，即国会通过法案七个多月后，第一批货物才从西雅图运往中国。不幸的是在那段时间里，民国失去的已经太多了。这个悲惨故事还没有结束。不仅国会的意愿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受到挫败，而且中国获得的军事物资也只有国会预期的一半。美国陆军定的补给价格过高。国会本来希望中国像所有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一样获得同等待遇。事实恰恰相反。厄特利（Utley）小姐《中国故事》一书中写道，中国为每个火箭筒支付 162 美元，溢价为 3.65 美元；30 口径步枪每支 51 美元，溢价 5.10 美元；一千发步枪弹药 85 美元，溢价 4.55 美元；机枪弹药每千发 95 美元，溢价 4.58 美元。为了核查这些数字，麦卡锡议员要求陆军部向参议院相关委员会提交向中国收取的价目表。他始终未能获得。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马歇尔仍然坚决反对中华民国，从未松懈。就在辞去国务卿职务的几周前，马歇尔在巴黎出席联合国大会。在那里，中国的蒋廷黻博士找到了他。此事记载于白皮书第 887 页，蒋廷黻恳求马歇尔提供帮助，要求美国派遣军官实际指挥民国军队，并加快军火供应。他向马歇尔询问关于按照魏德迈耶的提议向联合国报告中国困境的建议。
马歇尔在向华盛顿副国务卿洛维特提交的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中表示：
“除了目前的努力之外，我没有提供任何鼓励。”
马歇尔在报告中说他尊重蒋廷黻寻求联合国帮助的渴望：
“我说我必须咨询美国代表团的同事来确定各种可能性。我立即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取的程序，并讨论了苏联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利用而不是反对这一行动。”
预测总是很难的事，但我们很容易看出，马歇尔像往常一样对苏俄的计划、目标和前景很敏感。
1949 年 1 月，马歇尔对其中国政策做出了最后的、明确的总结。那时，延安共产党的朋友们（当然，从定义上来说，他们应该都是美国和西方的敌人）都欢呼雀跃。马歇尔的政策成功了，剩下的任务就是向信徒解释它是如何完成的。对于民国的失败和美国在远东地位的下降，他们竟然欢呼雀跃。向美国大众灌输马歇尔政策正确性的任务交给了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他的故事我已经讲过了。
六、挑动韩战
1949 年 7 月 17 日，纽约《星期日指南报》（Sunday Compass）的社论版上刊登了拉铁摩尔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韩国——另一个中国”。拉铁摩尔当时正在国会讨论向韩国拨款 1.5 亿美元的提案。迪安·艾奇逊已向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提出了拉铁摩尔关于拨款的“强烈呼吁”。拉铁摩尔接着指出，与此同时美国正在从韩国撤军。拉铁摩尔很清楚这些事件的联系。他说，这项政策“现在是根据礼节规则执行的，而礼节规则已经变得像部落禁忌一样严格”。 解释一下拉铁摩尔的话，美国当时正在推行一种两边相互矛盾的政策。随着一声号角吹响，美国似乎对韩国的友好赞助热情洋溢。但另一方面，却有人准备让她落入苏俄共产帝国的魔爪。乔治·马歇尔在这一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用拉铁摩尔的话来说是这样的：
“艾奇逊国务卿所倡导的行动方针是有逻辑的。而且，这是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逻辑……对于这个逻辑，我们必须回到中国的悲惨先例。事实是，乔治·C·马歇尔将军 1946 年，他在访问中国时……深信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由于美国的政治舆论状况，这些事情无法大声说出来。”
请注意，拉铁摩尔将乔治·马歇尔的秘密思想解释为拥有权威：
“首先，他确信国民党如果不接受美国的建议，就无法战胜中国共产党。其次，他相信美国无法在政治和军事上通过掐住国民党的脖子来处理中国的局势。 然而，作为一名政治家，他无法像一个将军一样提出明智的建议——美国干脆退出并放弃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
接下来的陈述就颇为令人震惊了：
“作为一种妥协，美国的政策采取了相对无为的方针，但不是完全无为。随着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灭亡越来越明显，美国政策的实施也变得越来越微妙……”
这才是马歇尔中国计划的秘密：
“如何让他们倒下，而又不让他们看起来像是美国推动了他们。这样的政策永远不会完全成功（也就是说，它不能完全被掩盖），批评者们竭尽全力让公众相信， 美国确实把蒋介石和国民党推下了悬崖。”
这是一幅完整的、险恶的叛国画卷，这是为指导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同情者而书写的作案手法。这些人相约阅读《指南报》，就像一种秘密社团的密码交流，让忠实的信徒了解马歇尔政策是如何运作的。
最后，拉铁摩尔接着阐明了对韩国的态度：
“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韩国陷落——但不要让它看起来像是我们推动的。因此，建议提供 1.5 亿美元的临别赠款。”
（未完待续……关于马歇尔和艾奇逊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