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近年来因对金融危机与市场泡沫的独特分析而受到越来越多重视。然而在中文世界中，尤其是在台湾、香港的部分社群中，却不时有人提出批评，认为“胡佛总统奉行奥派理论”，并将其政策与 1930 年代的“大萧条”挂钩，借此质疑奥派的有效性。此类批评表面看似合理，实则误解甚深，混淆了经济哲学、历史事实与政策逻辑。
本文拟从奥地利学派的核心立场出发，系统澄清此一论点，并深入反思胡佛政策与经济周期理论之间的真实关系。
一、误解从何而来？——“胡佛是奥派”的由来
在很多中文语境的经济讨论中，尤其是在台湾或接受美式教科书经济学影响较深的圈层中，时常有人在批评奥地利学派时援引胡佛总统作为“反面教材”。他们认为，胡佛曾奉行奥派式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结果导致了 1929 年崩盘后的全面灾难。因此，奥派理论在现实中是“失败的”。然而，这一说法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在事实层面更是错误百出。
这种误解的产生，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历史混淆与观念扭曲：
1. 误用“清算主义”段落，把梅隆的私见当作胡佛的主张
很多人引用胡佛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建议：
“清算劳工、清算股市、清算农场与房地产，使企业家脱离劣势，贫穷人不再幻想暴富，经济系统将自动自我调节。”
这段文字被大量引用，成为“胡佛就是冷酷的自由放任主义者”的铁证。
但事实完全相反：这段话并非胡佛本人的立场，而是他用以批判财政部长观点的引文。胡佛在这段之后，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认同，并强调“必须采取果断政府行动，以遏止经济衰退”。他任命公共工程委员会、推动政府赤字支出、协商工资冻结，其一系列行动与“让市场出清”的奥派逻辑格格不入。
换言之，引用这段话来指控胡佛是奥派，就好比看到一篇小说中反派角色说：“烧毁一切”，然后认定作者本人提倡纵火——这显然是低级的文本解读错误。
2. 误将“自由放任”与“奥地利学派”划上等号
主流凯恩斯派叙事喜欢把1929–1933年的经济崩溃归因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教科书版本的论述通常如下：
“自由市场导致泡沫，泡沫破裂后政府无所作为，结果经济崩溃。”
由于奥地利学派强调市场自发秩序、反对政府干预，因此就被直接套上“自由放任”的帽子，被指为大萧条的元凶。
然而，奥地利学派所倡导的“非干预”并非“无作为”，而是强调市场的价格信号、资源重配机制与企业家发现过程的正当性。其本质是一种有机、秩序化的市场适应机制，而非“放任失败自生自灭”。更重要的是，奥派早在1920年代就已指出，美联储人为扩张信贷、操控利率本身就是人为干预，不是自由市场的产物。
因此，把奥派与“放任不管”等同起来，再将胡佛与“放任不管”相等价，是一种多重跳跃式的错误推理。从逻辑上讲，这就如同说“胡佛不是凯恩斯主义者” → “所以他是奥派”，等于用“非A= B”的方式强行造谣。
米塞斯与哈耶克的思想系统化、方法论独特，以主观价值论、时间结构的资本理论、边际分析与非均衡演进著称。他们反对的是货币操纵与国家干预，而不是鼓吹“袖手旁观”。
胡佛是美国人，在思想上也从未接受过奥派训练，更没有引用过米塞斯、哈耶克或博姆-巴维克的任何理论。他的经济操作深受工程学思维与 20 世纪早期“进步主义”影响，属于强烈的“实用主义官僚干预”风格。把他叫做“奥派总统”，既是误判学派归属，也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失焦。
小结：一个巨大误读是如何发生的？
文字歪解：将胡佛引述他人观点的“清算主义”当作他自己的政策主张。
标签错置：用“自由放任”抹黑市场理论，把一切反凯恩斯的立场都归为奥派。
国别误会：误把“奥地利学派”的地域命名当作国籍标志或风格化派系。
这种误解的形成，既有意识形态的叙事操控，也有认知懒惰的心理机制在作祟。而它的代价是巨大的：它误导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市场、自发秩序和人类行动逻辑的理解，也遮蔽了奥地利学派真正关于货币、周期与资本结构的深刻洞见。
二、历史事实：胡佛政策与奥派理论背道而驰（扩展版）
如果我们要判断一个政治人物是否真正遵循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必须回归到奥派最核心的几项经济原则，包括：
价格的自由形成机制
资本结构的自发调整
反对政府干预资源配置
货币非中性原则（反对信用扩张）
彻底的自由市场制度
从这个标准来看，胡佛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但不是奥派，反而在几乎所有关键议题上都与奥地利学派立场针锋相对。他所推行的，是典型的有选择的“干预主义” （interventionism），不仅违背了市场调整机制，更人为阻塞了大萧条中应有的资源清算过程。
下面，我们从五个核心政策领域，逐一比对胡佛的实际操作与奥派理论立场的根本冲突。
1. 工资干预：人为冻结工资，违反市场调节逻辑
1929 年股市崩盘之后，胡佛第一时间召集美国最大企业的董事长与CEO进白宫，召开“工资稳定会议”，反复强调企业在经济困难中“不得裁员、不得降薪”，并以道义与国家责任施压雇主“与政府并肩作战，维护工人信心”。
这不是一次象征性呼吁，而是持续多年、系统性贯彻的政策。胡佛在1931年的国情咨文中甚至表示，
“美国的工资标准，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绝不可因短期困难而破坏。”
然而奥地利学派早就指出：工资是价格体系的一部分，应随市场供需变化灵活调整。一旦工资刚性化，劳动力市场将陷入结构性失衡。经济萧条时，本应通过工资下调释放劳动力，反而因为政策压力而使失业恶化。
哈耶克对此警告：
“人工固定的工资水平不是缓解危机的手段，而是阻塞经济自我修复的障碍。”
结果：1930至1933年间，美国失业率从3%飙升至25%以上，工资冻结政策被认为是加速失业飙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2. 公共工程刺激：扩大赤字开支，制造资源错配
为应对经济下行，胡佛政府大举启动公共工程项目，试图以国家支出“填补私人投资的空缺”。他在任期内推动了包括胡佛大坝（Boulder Dam）、公路建设、邮政系统扩建在内的大量项目。
联邦支出从 1929 年的 31 亿美元提升至 1933 年的 46 亿美元，而财政赤字在 1931、1932 年分别占联邦总支出的 52.5% 与 43.3 %。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财政操作。
奥地利学派认为，政府无法有效判断资本的真实稀缺性与最佳用途，公共开支虽然看似“创造就业”，实则造成资本被导向低效率、政治化的方向。米塞斯在《干预主义批判》中一语中的：
“政府开支不创造财富，它只是以掠夺的形式重新分配既有资源。”
结果：虽然短期创造了一些就业岗位，但大量工程缺乏后续经济效率，财政恶化的同时，私人部门被排挤（crowding out），整体经济并未实现复苏。
3. 贸易保护主义：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断送全球市场
1930 年，胡佛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对 1000 多种进口商品征收史上最高关税。该法案虽由国会发起，但胡佛本可动用否决权制止，却最终屈从于国内保护主义压力，予以签署。
奥地利学派自亚当·斯密以来即反对贸易壁垒，认为国际分工是提高生产率与人类福祉的根本机制。米塞斯在《自由的经济政策》中直斥关税是“对消费者的惩罚、对国际和平的威胁”。
斯穆特—霍利法案实施后，欧洲各国报复性征税，美国出口在 1930-1933 年间骤降超过60%，导致制造业订单断崖式下滑。
结果：全球贸易遭重创，原本可以部分缓解萧条的国际市场被堵死，美国农业与制造业陷入深层停滞。
4. 加税收紧：1932年税改法案彻底打击私人投资
面对财政赤字，胡佛在1932年推动了《收入法案》，将联邦最高边际个人所得税从25%提高到63%，并对遗产税、企业税、消费税同步上调。
这被很多历史经济学家称为“大萧条中的灾难性操作”。在经济最为脆弱的时刻，强行加税不但打击了企业与个人的投资意愿，更进一步减少了私人储蓄与未来资本积累的可能性。
奥地利学派视储蓄为资本形成之源泉，而高税负则是对未来增长能力的系统性削弱。罗思巴德指出：“对抗萧条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容许市场自主恢复储蓄与资本结构，但胡佛却用国家之手扼杀了这条路。”
结果：政府税收未能显著增加，私人部门却元气大伤，投资意愿与企业信心跌入谷底。
5. 救助机制：成立“重建金融公司”，人为续命僵尸机构
1932年，胡佛成立重建金融公司（RFC），用于向银行、铁路、保险机构等“系统性企业”提供贷款援助，名义上是“恢复市场信心”，实质上是用国家信用续命劣质资本。
奥地利学派认为，这类做法完全背离了资本市场的自然清算机制。泡沫过后的破产、倒闭与资产重组是必要过程，是市场恢复健康的起点。救助不但阻碍了淘汰机制，还鼓励“道德风险”，未来危机反而更具系统性。
哈耶克曾指出：
“每一次人为延误市场清算，都在为下一次更大的崩溃埋下种子。”
结果：RFC在短期内稳定了少数金融机构，却让大量资源滞留在效率低下部门，私人投资信心依旧无法恢复。
小结：胡佛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路线，而非“奥派自由市场”
综上，胡佛的政策路线具有以下特征：
如此庞杂的政策组合，其本质并非“自由市场”，而是具有强烈国家干预色彩的早期国家资本主义雏形——甚至被不少学者称为“罗斯福新政的原型”。
这正是罗思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中所提出的核心观点：
“胡佛不是自由放任的失败者，而是干预主义的先行者；大萧条不是市场的崩溃，而是干预阻塞市场调整的结果。”
三、奥派解释大萧条：
——从信用扩张到干预阻塞的连锁灾难
对于大多数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而言，“大萧条”的主因是“市场自发性的失败”：投资者信心崩溃、消费急剧下降、需求不足导致产能闲置，最终政府被迫介入“拯救市场”。但奥地利学派从根本上拒绝这一叙事框架。
奥派认为，1929 年之后的灾难不是市场经济的自毁，而是人为操控市场机制的恶果；不是因为市场“自由得太过分”，而是信用操纵与价格干预打断了市场出清的自然进程。
哈耶克、米塞斯与后来的罗思巴德，都从经济周期理论（Austrian Business Cycle Theory, ABCT）出发，构建了一套独立、系统且高度一致的“大萧条解释路径”，其核心逻辑可分为三大阶段：
1. 泡沫制造期（1921–1929）：美联储主导的低利率政策扭曲资本结构
大萧条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从 1920 年代的“黄金年代”孕育而来。联邦储备系统自 1921 年起连续压低贴现率，刻意通过信贷扩张维持高就业与经济增长。
这一时期，美国货币供给以每年接近 8% 的速度增长，短期利率被人为压低，造成了表面繁荣——股市暴涨、地产升温、企业大举扩张，似乎进入“无风险增长”的新纪元。
但奥地利学派早就指出，低利率不是中性的，它会误导企业进行错误的资本结构投资。当利率被人为压低时，长期投资突然看起来变得“更具吸引力”，企业因此纷纷从事远期工程、房地产、重工业等长期项目，但这些投资并未真正得到消费者储蓄的支持。
米塞斯称之为“非自愿储蓄”泡沫，哈耶克在其诺奖演讲中则称之为“生产结构的非均衡拉长”。
哈耶克：“利率是协调现在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桥梁。操纵它，等同于摧毁资本主义秩序的指南针。”
2. 危机爆发期（1929）：泡沫破裂，资源错配暴露无遗
到 1928 年底，联储在面对过热经济与通胀压力下开始上调利率，资金迅速抽离股市与投资部门。1929 年 10 月，股市崩盘引发信心崩溃，泡沫全面破灭。
按奥派的解释，这不是“意外事故”，而是对之前错配资源的自然校正。错误的长期投资（如大型制造业扩张）因无法持续获得资金支持而被迫终止，大量资源面临重新分配。原材料价格下滑，工厂裁员，企业倒闭，这些看似“灾难”的现象，实际上是市场努力修复扭曲、重建结构的过程。
换言之，大萧条的爆发不是市场失败，而是市场在修复央行制造的幻觉。
3. 调整受阻期（1930–1940）：胡佛—罗斯福干预彻底阻断市场自愈机制
在泡沫破灭之后，若市场机制能充分运作，资源最终将重新配置，劳动与资本将逐渐找到新的平衡，经济将在痛苦中自我修复。但在美国，这一过程被全面打断。
胡佛政府（1929–1933）与罗斯福政府（1933–1945）接力实施了空前密集的干预政策，包括：
工资冻结政策：阻止劳动力市场自我调节，制造长期失业。
价格支持与农业干预：人为维护高物价，打击消费与国际贸易。
企业救助与信贷宽松：续命僵尸企业，阻断资本重组。
高关税与国际割裂：抑制外部需求，削弱出口导向产业。
高税收与反储蓄机制：削弱私人资本积累能力。
货币不稳定性：金本位制中断、货币泛滥，使投资预期紊乱。
这些政策全面违背奥派关于“让价格引导重建”的原则，结果不仅没有缩短调整期，反而将一场原本可以在两三年内调整完成的衰退，演变为长达十年之久的经济灾难。
罗思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中直言：
“政府不是调节者，而是阻碍者；不是疗愈系统的一部分，而是病症持续的根源。”
小结：奥派认为，大萧条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干预阻碍市场修复”的失败
奥派的洞见在于：泡沫的根源不在于市场，而在于扭曲市场信号的制度本身（央行+政府）。而一旦干预成为常态，经济主体便不再对真实利率与价格作出反应，市场机制失效，资本主义也随之病变。
